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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基于角色理论整合分析框架 　　一、引言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基本组织单元。然而，随着这两项改革的深化，一些新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其中尤以“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转向家庭经营以后的分散农户无组织地盲目生产和自营销售，难以与经常变化的市场供求形势相合拍，农民需要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已成为各方面的一个共识。正在推行的农业产业化的使命就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解决“小农户”如何进入“大市场”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学者们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各种能够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经济组织及其与农户的联系机制上，其中“公司+农户”及其拓展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实践中这种组织方式也被称为“订单农业”。现有的研究中，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稳定性和针对契约不完备产生的违约与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机制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在对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研究中，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现有文献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文献主要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重点关注订单农业各种组织形态中契约的性质、类型及其对治理结果的影响；另一类文献主要借鉴了营销渠道行为理论，以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交易关系中的各种互动行为要素对治理结果的影响。根据农产品交易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农产品交易关系包括经济（economic）与社会（social）两个维度，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交易绩效。因此，上述两类研究文献实际上各自只强调了交易关系的一个方面。现实的情况是，参与农产品交易的农户和企业既不会完全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假设的具有投机行为倾向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交易，也不会完全按照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所认为的具有遵循内在行为规范并追求社会结果的原则来进行交易，上述两种导向会同时存在于交易主体身上。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研究中上述两种导向该如何整合？鉴于现有文献还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解答，本文拟将营销渠道治理理论与角色理论结合，从角色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整合性研究框架，并提出一个订单农业中动态治理模型，以深化和促进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的研究。 　　二、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多元理论视角 　　交易关系治理传统上被非常宽泛地定义为“组织交易的方式”，它是一个包括交易关系的开始、维持与结束过程的多维度概念。交易成本理论一般将治理定义为“为支持经济交易而设计的机制”。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最初的理论框架，治理决策被视为“市场”与“科层”之间的基本选择，前者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组织交易；而后者则通过统一的权威机构来组织交易。在交易成本理论后续的发展中，其明确地承认内部化交易的特征可以通过非产权或非完全一体化的形式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多样化的混合（hybrid）治理机制。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营销渠道治理理论吸收了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重点强化了关系中的社会要素一一社会规范（norms）的作用，从而提出了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的观点。针对我国农产品生产的特点，在非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治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而在订单农业中则主要依靠契约。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根植于中国农村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稳定交易关系、抑制投机行为、提升交易绩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我们针对订单农业中广泛存在的几种治理机制进行简要的评述，而后在此基础上利用角色理论来整合现有理论。 　　（一）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契约治理机制 　　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买卖双方之间的契约意味着一个具体的交易、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假定在数量、质量和期限都已明确说明的情况下由价格、专用资产及其保护所构成的交换条款。交易关系中的契约机制即指通过交易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对各自应当执行功能的分工来协调交易伙伴的行为。契约体现了缔约者在某一既定时点上可以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明确地在契约中写明并且可以据此做出详尽计划的假设，此契约可以详细地规定交易双方的义务和角色，并且具有非常强的法律效力。在交易成本理论中，学者们认为这种正式契约可以作为内部化的一种替代机制对交易关系进行治理。在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契约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若干事项，从而将农户的生产、销售与龙头企业的收购、加工（或再销售）活动联结起来，达到将分散的农户组织化进入市场的目的。然而，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契约机制在治理农产品交易过程中有着先天的不足，从而导致了“违约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契约机制的有效性有赖于法律体系的保障执行，但由于农户与龙头企业实力对比的差距过于悬殊，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