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论文近现代中国的非典型保守主者——略论学衡派.docVIP

近现代中国的非典型保守主义者 ——略论学衡派 内容提要：以《学衡》杂志作者群为主体形成的学衡派历来被视作保守主义的代表。但从整体性、民族主义、以新旧为判断标准与不提供替代性选择等保守主义的特征来一一考量，我们发现，在学衡派的思想主张与典型的保守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之出现，是基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与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所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因此，本文认为，将学衡派定义为“近现代中国的非典型保守主义者”，也许是更为恰当的。 关键词：学衡派、整体性、民族主义、改良、非典型保守主义 前言 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的作者群为主体而形成的学衡派，长久以来一直被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而存在。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代表了民主科学与完全的进步的时期里，作为对立面的学衡派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守旧乃至反动的代表。随着八十年代以来对五四新文化内涵的重新反思，一方面，学衡派的观点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对立面其意义被重新估价，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地，其观点也开始被视为广义的五四新文化的一部分而丰富了新文化的内涵，增加了新文化的思想深度与可能性。在台湾，侯健的《梅光迪与儒家思想》开此类研究的先河，其后又有林丽月的《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以及沈松侨的专著《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在大陆，随着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相关研究亦迅速发展，代表作有旷新年的《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乐黛云的《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以及沈卫威的专著《回眸“学衡派”》等，而以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吴宓、梅光迪、汤用彤等人为对象的研究亦颇为丰富。 在对学衡派持攻击、反思乃至于赞扬的态度的各家笔下，“保守主义”都是一个贴在他们头上最重要的标签。但何为“保守主义”？如果迥异如章炳麟和陶希圣者都被概括为“保守主义”，那么，这个词汇在现代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近现代剧烈变革的中国，是否有真正普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保守”意味着未经反省地对固有的行为、思想的坚持，甚至于对过去“美好社会”的恢复。就算是对于和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同时产生于欧洲的现代保守主义，哈耶克在其经典论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也称：“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可以延缓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这可以被视为是对纯粹的保守主义之最根本特征的概括。继而，哈耶克指出了一些在这种纯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如“恐惧变化，怯于新事物”，“敌视国际主义，并强烈倾向于民族主义”，“拒绝接受有充分根据的新知识的倾向”等，但根本上，还是缘于“保守主义者自身并没有独特的原则可资抗拒这些新观念。”而另一个被广为提到的现代保守主义的特征是“整体性”，现代保守主义之父柏克就认为，英国的制度也许有瑕疵，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美好的，变革应该以一个有机整体的形式去发展。 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现代中国，转向学衡派时，所有这些保守主义，乃至现代保守主义的特点陡然显出它的模糊与不确定性。 “整体性的”、“民族主义的”、“不提供替代性选择的”，它们在从一个侧面描述了学衡派的特征的同时，也显现出巨大的片面性。对这些特征的检视，将有助于我们看到学衡派身上，被“保守主义”之名掩盖起来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挖掘“保守主义”本身在这些面对着近现代中国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精神危机的知识分子身上所显示出的巨大张力，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所需的对策。 一、 整体性与非整体性 如上所述，“整体性”被视作现代保守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很多学者也在学衡派身上发现了这个特征，如孙尚扬认为：“《学衡》诸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文化守成主义常常抱持的文化整体主义为基础。”并引用梅光迪的“务统观其全体”，吴宓的“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以及汤用彤的将文化界定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来作为例证。初看来，如果我们将“文化整体主义”界定为“视文化为一个整体”，那么，上述例子毫无疑问可以证明学衡派的文化整体主义倾向。但这个概念本身是可以再去细致的分析的，而我想追问的是：传统与现代是不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是不是一个整体？西方文化又是不是一个整体？细致的考察将使我们发现，学衡派对这些问题，其实存在不同的回答。 1、传统与现代 在这个问题上讨论的是学衡派最广为人知的那些观点，也就是反对新文化运动与传统的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