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的保姆与雇主关系——以北京市个案为例.docVIP

转型社会中的保姆与雇主关系*——以北京市个案为例 一、问题、方法与研究定位? 保姆已成为女性流动农民中一个重要的职业群体。与其他流动群体不同，这一群体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生活在城市居民的私生活领域，与固定的几个人进行着长期、多次的交往和博弈；而在雇主一方，他们在家中卸下了在公共领域的面具，显露出其更真实的方面。因此，他们的关系，会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是我进行本研究的首要动因。 进行此方面研究的第二个动因是有关研究的缺乏。有关保姆与雇主关系的话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而针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却几近阙如。国外关于家政工人（Domestic Worker）的研究对雇主与工人的关系虽多有涉猎（Nicole Constable，１９９７；Pierrette Hondagneu—sotela 和 Ernestine Avila,2000），但几乎全是基于国外的经验材料。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保姆与雇主的关系，便具有了开拓性、探索性的意义。 第三个动因，则是出自对国外研究的反思。检索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对家政工人 ——如“菲佣”和“跨国母亲”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仍然关注不平等和压迫”（Nicole Constable，１９９７：7—9；Pierrette Hondagneu—sotela 和 Ernestine Avila,2000：154）。严海蓉是不多的做过中国大陆保姆研究的一位美国学者，对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她也认为其中游荡着“阶级的幽灵”(严海蓉，2001)。韩嘉玲将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放在婚姻和劳动力两个市场中加以关照，认为不少大陆新娘嫁为台湾人妇，生儿育女之外，不过是承担了家庭保姆的职责。其视角既有性别的，也不乏阶级和等级的（韩嘉玲，2003）。但是，这些发现与笔者长期关注保姆问题的经验、感觉有的相契合，有的并不一致；而阶级的框架和视角也并不能解释其中许多更为复杂的现象。因为，中国的保姆毕竟不等于“菲佣”，大陆社会也不同于台湾。所以，从本土的情况出发，在占有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学一个极好的研究课题。 本项研究使用的方法为社会学、人类学个案深度访谈及观察基础上的质性研究，辅之以小型问卷、座谈会和文献阅读等其他方法。小型问卷所获资料虽不具统计推论意义，却是探索性研究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集中的访谈时间为２００２年3月至２００３年８月。进入方法为熟人介绍或通过接受其服务（如请做小时工）自己进入，然后用非正规的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共在北京地区访谈保姆１９人[1] ，雇主２０人。由于对同一组保姆和雇主（指既访谈保姆又访谈其受雇的雇主）进行调查的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双方都难免有心理障碍，故笔者的样本中对保姆和雇主同时进行了访谈的双向对应者只有10对。此外，还发放开放式问卷３０份，回收２７份[2] ；召开保姆座谈会一次，出席者９人。本文使用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均来自笔者田野调查所获取的一手资料，包括近年来对保姆问题多方面关注的思考和积累。 需要说明的是，用访谈记录为主要材料所做的此项研究，其结论不具推论意义，却可能相当深入——如笔者访谈次数最多的一个个案为１８次（包括电话访谈），时间跨度近1年，便于从中观察一些“事件”的过程，获取更鲜活、生动的资料。? 二、作为背景的一般性描述 ? 本文所指的保姆，包括传统意义上住在雇主家里从事家务服务的保姆和不住在雇主家里而是定时上门服务的小时工。笔者的访谈对象绝大多数为前者。Pierrette Hondagneu—sotela 和 Ernestine Avila将美国的有酬家庭服务工作分为三种，即住家保姆或管家工作；住在外面的保姆或管家工作；以及每周一次的房屋清扫工作。这与北京的情况似乎不谋而合，只不过北京的保姆行业发展还没有那么成熟，分工也没有那么细，譬如同时兼有管家职能的保姆和在雇主的管理下从事一般保姆工作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在雇主实际给付的工资中二者大多有区别）；住在外面的保姆（白天到雇主家里工作）数量还较少；小时工灵活多样，而绝不仅仅限于“每周一次”相对规范的“房屋清扫”。 对保姆规范的称呼应该是“家庭服务员”，访谈中也多次听到受访者对保姆称呼的反感，笔者也深以为是。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还是沿用保姆的指称，并借用“住家保姆”、“住在外面的保姆”的概念，以区别于小时工。 本文中雇主的概念大多会包容整个雇主家庭，而不仅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家庭成员，因为与保姆发生联系的不同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对保姆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要深入探讨保姆与雇主的关系，有必要先对北京保姆市场和保姆职业群体的一般情况做出分析和判断。据笔者的调查，上述情况可用以下三点予以概括。 ? 1． 价廉质低的保姆服务 保姆群体整体上无疑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北京这样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