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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缺陷与完善 　　摘要：我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本文结合近几年发生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对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明显缺陷；完善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多名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从而标志着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正式施行。各项重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网络和各大新闻媒体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不断提出质疑，不得不说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还存在着很多缺陷亟待完善。 　　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度尚存在的明显缺陷 　　（一）行政问责风暴化 　　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相关领导和行政人员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引起了我国的第一场“问责风暴”。随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法规，一些地方政府也通过了关于行政问责的办法，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开辟了道路。但是，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还是层出不穷，2011年动车追尾事件现在还引起热议，今年校车事故的频发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官员因此被问责。然而，只要不贪不腐，发生任何其他重大事故和事件，似乎都与官员本人无关，少数官员“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现象难以扭转。[1]行政问责，应重在预防。如果行政问责仅仅是停留在“杀鸡儆猴”的阶段，只是一种为了平息民愤的“止痛剂”被作为一项应急制度，而没有确定的规范来加以规制，无疑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阻滞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 　　（二）行政问责复出法律机制不健全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2]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认为：“没有完整规范，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既然难分青红皂白，也就容易触发一律质疑的怀疑，这是问责制信用危机的根源所在。”[3] 　??（三）行政问责监督法律机制不健全 　　现在，因为“官治”“人治”的现象仍存在，由行政机关自己监督自己很困难，所以很多官员的“问责”事件似乎都与新闻媒体的曝光监督有关，以至于“媒治”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甚至公众也常常以某个地方政府是否善于在新闻事件中“危机公关”来评价其形象，这恰恰说明了“法治”的不足。 　　（四）行政问责不透明，信息公开缺乏 　　不能全面获取干部失责行为的信息，是当前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障碍。从问责人员名单、问责官员的处罚、问责事故的调查以及问责官员的复出来看，整个过程都缺乏信息的及时公开。“7·23”甬温线事故、红十字会事件、故宫文物损坏事件相继引发持续不断的质疑和追问。由于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引发了多种猜疑，甚至有‘阴谋论’之说。 　　二、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要以国外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为参考 　　1、瑞典 　　瑞典对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具体是通过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宪法委员会来实施。除议会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监察机构，如国家审计署审查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及国家经济部门的商业活动；政府还设有与议会监察专员相对应的监察办公室。 　　2、美国 　　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设有监督部门，分别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等。该机构还对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决定和建议。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政府道德法案》，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政府中某些雇员必须每年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且详细规定了对高级政府官员所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程序。 　　3、法国 　　在法国，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往往成为行政法的惩戒对象。法国在1993年通过了反贪法，并成立了跨部门的“预防贪污腐败中心”。该中心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定期组织对国家机关、公私企业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法国还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审计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间或官方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 　　（二）广泛征求民意，扩大公民参与，加强监督 　　监督缺失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寻租，实践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普遍真理。当前，中国应建立以人大和舆论监督为主导，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公众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配合的异体问责体系。完善各级人大的监督程序、质询程序、特别问题调查程序和国家工作人员任免程序，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另外，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推进，要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