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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结合的带兵之道　 ●靳海卫　 奖赏和惩罚作为一种纪律教育的形式和督促军人执行纪律的手段，能够对军人在维护和巩固纪律中的良好行为适时做出积极肯定的评价，对军人违反纪律的不良行为及时做出制止和纠正，告诉军人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启发军人自觉遵守纪律，认真修正自己偏离纪律的行为。古今中外的军队都非常重视这两项制度的实施。赏以服人、罚以立威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治军手段。切实掌握奖功罚过的带兵之道，必须遵循以下五个原则。 赏罚必信 赏罚必信指的是奖惩要必守信用，这样赏才能服人、罚才能威众。没有“必信”，赏罚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文王曾问太公曰：“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不闻不见者，莫不阴化矣。”在这里，太公指出赏善惩恶，最主要就是赏贵信、罚贵必。虽然奖惩在看得见听得着的地方，但听不着看不见的人也会在暗中被感化。我们治理军队也是这个道理，要做到“令出必行、令行必止”，“军令如山倒”。除了教育官兵自觉遵守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赏罚必信。有了严格的纪律，军队才能有坚强的战斗力，而要维持严格的纪律和贯彻命令的执行，就必须赏罚必信。参加过井岗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从太原步行来到延安的16岁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掏出手枪将刘杀死。虽然黄战功赫赫，多次被中央领导夸奖，事后黄多次表示愿带罪立功，但中央军委根据我军纪律毅然将他处以极刑。治军要严，来不得半点的疏忽和儿戏，更不能搞温情主义、姑息迁就。否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部队就会处于涣散软弱状态。 赏罚至公 “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将帅不能滥施刑罚，不能因为是亲近之人就大加奖赏而不顾其是否有功，也不能因为与自己有矛盾就故意加以惩罚而不顾其是否有过。“公生明，廉生威”，奖惩工作应该强调“公”字当头，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无亲无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纪为准绳。否则的话，奖惩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激励和警示作用，相反地还会产生负效应。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赏罚第十》中写道：“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馋之败。”诸葛亮用一杯羊羹分配不均而致国家灭亡和楚王听信馋言误杀忠臣，致使大败受辱两个事例来说明赏罚一定要公。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取得民心、兵心，实施奖惩就必须公正。在新的形势下，由于各种腐朽思想侵蚀，一些军官利用手中职权，按照“谁给我好处，我就给谁方便”的逻辑行事，照顾“关系兵”、迁就“身边兵”、偏受“老乡兵”，引起官兵的不满。在对待部队所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问题上，军官必须严格按照条令条例，该奖则奖、该罚则罚，做到公正执法、赏罚严明、以赏示信、以罚立威，切不可“看来头”处理问题、“凭关系”决定赏罚，搞你亲我疏；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奖励平均、处罚随心。奖励得当会提高官兵积极性，激发他们承担责任的勇气和胆识；奖励不当则会挫伤官兵积极性，使他们消极落后、不思进取。同样，正确的惩罚能够严肃军纪，保证部队的高度统一，不公平的惩罚只会使官兵心存怨言，离心离德，使部队纪律松散，战斗力削弱。在执行赏罚制度上，一定要不循私情，奖不遗小，罚不避亲，赏不避仇，刑不畏贵，一定要做到公正廉明。 赏罚适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度”是事物保持其质的数量界限，在事物内部所能容纳量的活动范围内，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结果，就叫做最佳适度量。我们平常所说的“过犹不及”、“欲速不达”等，是指超过了度。奖励和惩罚在激发官兵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维护纪律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两者的运用却有着极深的学问，运用得好就起积极作用，扬正气、刹歪风，运用不好则会引起消极后果，带来矛盾和麻烦，其中关键是个“度”的问题。封建时期的军队大体上都遵循法家“赏厚罚重”的原则，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其中有着积极的道理，但厚奖重奖也应有一个“度”，不能无限制的夸大。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远大的奋斗目标，在用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应注意奖惩制度的巨大作用。但我们不能任意夸大这两者的作用，而应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多大的功绩就给予多大的奖励，犯下多大的错误便处以多大的惩罚，“实而不俗”、“常而不滥”、“重而不偏”和“震而不乱”。做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的地步，以起到扬善惩恶、杀一儆百的功效。 赏罚及时 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形式，一切事物都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开展奖惩工作，一定要注意及时性，趁热打铁，下“及时雨”。从行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