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劭人物材质品鉴理论.doc

刘劭人物材质品鉴理论 　　三国曹魏时的刘劭，写过一本《人物志》专论人材品鉴。该书反映了汉晋之间士人群体自觉的趋势，建立了阴阳五行与人物材质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材质、德性、能力品鉴判断的逻辑体系。刘劭以“九征”作为人物品评的理论基础，把五常伦理与九种表征对应起来，以中庸均衡思想统驭人物材质，按照全材与偏材的区分把人物分为十二类，分别论证各类人物的长短得失，指出不同类型人物的适配官职和特长范围。他立足于对人物品鉴中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现象的推理辨识，对各种偏见进行了归纳分析，引出“八观”作为观测人物的基本方法，指出“七缪”即品鉴人物的常见失误，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学说。作为古代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刘劭开辟了古代管理思想的新领域，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古代条件下别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度，至今尚有借鉴参照和启发意义。 　　刘劭和《人物志》的来龙去脉 　　人物的品鉴评价，早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一直都有人进行，到了魏晋时期，刘劭写出《人物志》，把这一专题上升到新的高度。 　　在曹魏政权中，刘劭虽不算一流人物，但其见识品藻也远非常人能及。他是邯郸人，字孔才，建安年间曾担任郡吏。汉魏时期实行上计制度，每到年终，郡国要向中央上计，即年度工作考核。由郡国派干练吏员带上地方政务资料到首都汇报工作，其人称上计吏。汉代形成的惯例，上计吏除向丞相和尚书汇报工作外，还要参与中央政务讨论和重要典礼。有一年，刘劭担任上计吏，到当时的临时首都许县。适逢当时史官上奏正月初一有日食，尚书省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停止正旦朝会以避日食，刘劭进言，引经据典，强调“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尚书令荀彧极为赞扬刘劭的学识，采纳了他的意见。汉代故事，郡国每年来京的上计吏，出色者就留在中央任职，刘劭由此进入曹魏中枢。 　　刘劭到中央后，先被御史大夫郗虑辟为属官，郗虑被免职后，刘劭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迁秘书郎，此后稳步升转。曹丕称帝后，刘劭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主要从事经书整理，“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为皇帝编写政务参考资料。魏明帝即位后，刘劭曾出任过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回朝后担任骑都尉，参与法律制定，作《新律》十八篇，并著有说明法律的《律略论》，迁散骑常侍。在文学方面，他曾作有《赵都赋》、《许都赋》和《洛都赋》。当明帝下诏求贤时，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极尽美言，认为刘劭是全才，建议朝廷重用（《三国志·魏书·刘劭传》）。 　　在人事管理上，刘劭主持制定过曹魏的官吏考课法案。此前，西汉京房曾经制定过《考功课吏法》，但当时公卿皆认为京房的法案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未能实施（《汉书 · 京房传》）。景初年间，刘劭按照魏明帝指示，制定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并对这一法案附有《说略》一篇。但是，这部《都官考课法》也同京房的法案一样未能实施，文本亦没有流传下来。 　　刘劭还从推行教化、移风易俗出发，作过《乐论》十四篇，同样未能流传。流传后世的，是他的另一部品鉴人材之作《人物志》。 　　在刘劭之前，关于人物识别评价，已经有不少论述。西汉戴德编纂的《大戴礼记》，其中有《文王官人》一篇，以周文王和姜太公的对话方式，专门讨论识别人才的方法。成书年代颇有争议的《逸周书》，也有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相同的内容，二者的不同是在《逸周书》中对话的人物变成了周文王与周公旦。同这种专门论人的篇章相应，从先秦诸子到汉代文献，凡是论政言事，都穿插有品鉴人物的论述，识人用人问题始终是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到刘劭《人物志》的出现，使这一议题在学理上得以深化。 　　《人物志》的诞生，与汉魏时期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学界认为，汉晋之间，正是中国传统士人的群体自觉时期，余英时有《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专门探讨这一论题，有兴趣者可参考。东汉后期，清议日隆，其主要内容即人物品鉴。许劭和郭泰就是这一时期品评人物的代表，“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后汉书·许劭传》）。尤其是郭泰，被人称为“人伦鉴识”之宗师。谢承《后汉书》说：“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世说新语》载：“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馀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这种社会评价给官场带来了巨大影响，无论朝野都要高度重视，士人如果被清议所不许，则为人们所不齿。在这一背景下，人物评议逐渐成为一门学问，刘劭的《人物志》由此发端。 　　刘劭撰写《人物志》，与他受命作《都官考课法》有关。魏明帝对汉末以来由清议发展出的崇尚虚名之风很不以为然，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反驳道：“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