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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外来作物引入对贵州经济发展影响 　　摘 要：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群山环绕，土壤贫瘠，植被覆盖率低，石漠化现象突出，研究明清时期外来作物引入贵州的原因、状况、影响，对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外来作物对贵州农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变化，人口的变动，山区开发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从多个角度审视外来作物引入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外来作物；贵州；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45-03 　　贵州地处西南一隅，境内群山环绕，人烟稀少。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贵州实行了特殊的民族政策，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就“欲召南夷，朝夜郎”[1]。但由于自身区位因素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贵州的发展仍然举步维艰。直到明清之际，贵州的发展才出现了质的飞跃。贵州划时代的发展，与明清时期贵州引入外来作物的贡献密不可分。本文的外来作物是指贵州间接从国外引入的作物，包括引入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而文章之所以要选择玉米、番薯作为农作物的代表，是因为其养活了明清时期更多的贵州人口。选择烟叶作为经济作物的代表，是因为现在贵州烟叶的种植仍然比较流行，而且烟叶税仍然是贵州的主要税源之一。 　　一、明清时期卫所屯田、改土归流对外来作物传入贵州的促进作用 　　为了抚平元末以来的战争创伤，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明政府在明初实施了一些新举措。如组织军、民、商大力开垦荒地；对播州进行改土归流；积极对边疆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等。中央政府的这些新举措已深入到了西南腹地，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自然也成了明朝廷重点开发的对象之一。 　　洪武四年（1371年），明政府开始在贵州设立卫所屯田。据统计，洪武十五年，在朱元璋所派的30万驻军中，留守贵州的就约有20万人。这些军事移民按照“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2]的原则就地驻扎。随后，朝廷又将屯军家属、罪犯及从江南地区强行征调的大批农民、工匠、商贾调往驻地，形成了民屯和商屯。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有利于贵州的开发。据嘉靖《贵州通志·土田》记载：“贵州布政使司官民屯田通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七分五厘”，另有旱地“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六亩”[3]。但客观上也导致了人口的迅速膨胀。明末贵州人口约有70万，而清末贵州人口却达到870余万[4]。贵州人口的陡然膨胀，使得人口增长与粮食的供给矛盾日益突出。而黔地又多山地，原有的本土作物无法承载日益增长的人口。为了生存，贵州各族人民不断开垦深山陡崖荒地，寻找适宜恶劣环境生长的新作物。玉米、番薯等外来新作物由于具有不择土、深山陡崖皆可植的优点，因而得到了贵州人民的青睐。 　　元代及明初，统治者在贵州实行以土官治土民的政策。在土司的统治下，土司占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而土民仅有零星且贫瘠的土地，这种占有“主仆之分，百世不移”[5]。土司的统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严重脱节。明朝中后期，统治者开始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但范围仅限播州一隅，且效果不佳。史载：“虽有府州县卫之名，各地皆土司管辖。”[6]清代，改土归流政策推行的范围较广且影响深远，特别是雍正年间的“禁贵州流官需索承袭土司陋规”[7]，“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贵州掀起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8]。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大大削弱了土司势力，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贵州的有效控制，封建政府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土地。如水西土司改土归流后，“加上乌撒土府共收回田十万亩” [9]。封建政府控制的这些新土地给外来作物的推广提供了更多的种植场所。 　　二、明清时期外来作物在贵州推广的实情 　　玉米又名玉蜀黍、苞谷、御麦等。明代嘉靖年间（1521—1566），原产于美洲新大陆的玉米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玉米在国内的种植面积极其有限。《本草纲目》记载：“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10]。明代全国玉米的种植面积尚且稀少，而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玉米的种植更为罕见。明万历年间（1573—1620）郭子章所撰《黔记》尚不见贵州有玉米的记载，直到清道光二十一年《遵义府志》追叙的明绥阳知县毋扬祖“利民条例”，可知在明代贵州北部山民已经种植玉米[11]。①但此后一直缺乏有关玉米种植的文字记载，而清初爱必达所撰《黔南识略》对玉米的记载颇多。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贵州大约是在明末清初才引种玉米。 　　清代贵州人口的迅速膨胀，使粮食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为了生存，山农不断拓荒，寻求新的粮食作物。由于玉米具有“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收成至盛，工本轻，为旱种之最”[12]的优点，因而在全省很快普及开来。“据清代贵州地方志记载，贵阳府、广顺州、遵义府、绥阳县、正安州、仁怀县、仁怀直隶厅、思南府、务川县、印江县、兴义府、兴义县、普安州、普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