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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反公共地悲剧 　　土地流转问题的处理关系到中国广大农民的利益、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的稳定。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两方作为土地“产权”的拥有者，两方利益相悖的现象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从而导致农户与集体组织的矛盾不断激化，在中国各地愈演愈烈的“圈地运动”导致农民损失巨大可见一斑。据相关资料统计沿海地区失地农民已近百万人，然而中国现在仍缺少行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进而导致土地市场的不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无序现象，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无法达到最优配置，利用率偏低。因此必须对现行土地制度做必要的改革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使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 　　一、“反公地悲剧”理论阐释 　　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Heller教授（Michael.A.Heller）提出《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即“反公地悲剧”。他指出“公地”（公共资源）内存在着很多产权所有者，没有人单独拥有使用权，为了得到各自的利益，每个产权拥有者都会阻止他人使用该资源，或者是设置障碍，导致资源低效率、无效率配置或不能利用而闲置浪费的情况，出现资源未能被充分利用的困境，即发生“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是在“公悲剧”（Tragedy of Commons）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美国加州大学哈丁教授（Garrett.Hardin）于1968年提出了“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理论。“公地”制度是古代英国的一种土地制度，指的是封建领主把自己的土地划出一部分作为公共牧场，供牧民无偿放牧。然而，由于公地内放牧不需要交纳费用，牧民们都增加了牛羊的数量，久而久之，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成为不毛之地，酿成“公地悲剧”。“公地悲剧”说明人们过度利用（overuse）公共资源而使其被破坏的悲剧，却忽视了资源利用未被充分利用（underuse）的可能性，而“反公地悲剧”理论正是对“公地悲剧”理论的补充。“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是一对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指的是公共资源的利用问题，都是围绕产权问题展开的。 　　二、农村土地的“反公共品”表征 　　反公共品的“反公共性”是指作为一种资源或财产有多个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这种稀缺资源，最终没有人能完全地支配资源或使用资源。相对比“公共品”这样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反公共品”则是一种过于分散化的产权，导致资源的闲置和过度浪费即造成“反公共地悲剧”。在我国农村，农民取得了土地使用权，在此有必要强调一下土地使用权的涵义，它指的是农民作为集体土地的使用人依法利用土地并取得收益的权利。而农村集体组织如村社、村委会作为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农村土地农民广义使用权的与集体组织的所有权的分离实质也是对土地“产权”的分割，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众多产权经济学家都对“产权”下过定义，虽定义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见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束权利。产权经济学家对权利束的划分不尽相同，但我们从一致的文献中，将产权的构成归结为四种基本权利，即将产权分解为所有权、使用权、用益权和让渡权等。在此，不对这四种基本权利另作赘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使用权是更加广义的概念，其包括侠义的使用权、用益权和让渡权，而农村集体组织拥有的是产权中的所有权。 　　进一步过渡到土地流转的过程中，由于土地权能配置不合理，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导致土地形式上的以及实际操作中给人“模糊不清”的感觉，因而存在着发生权利冲突的风险。集体所有者代表都可以对土地流转设置障碍，不确定因素较多，而农户却无法排除来自集体的干扰和阻挠，这样各项土地权能就很难有效整合，问题不断显现出来，从而制约了土地流转工作的开展。无法让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无法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 　　三、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上述农村土地“反公共品”表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产权分散带来的发生农户与集体组织发生权利冲突的风险。在“反公共地悲剧”的基础之上，制约土地流转正常开展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土地流转法规不健全，流转秩序欠规范，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运作体系和相关服务平台，进而导致流转双方义务与责任不明确。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过程中大量存在随意、自发的现象，由此而引发土地流转纠纷缺少解决的渠道，进而导致高昂的纠纷协调成本。其次，使用权和所有权产权权利界限模糊。农户拥有所有权，农村集体组织为所有权的代表，农户作为土地产权的“主体”并未拥有完全土地的“产权”，农户土地权利不充分以及农户与集体组织权能的“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