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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控制人性质视角下盈余管理差异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年和2011年的经验数据，检验了不同终极控制人性质下盈余管理的差异以及盈余管理不同度量方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比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低，其主要差异体现在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总额和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上；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有着更高强度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在应计盈余管理上则无明显差异；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两种盈余管理手段存在互补关系，而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则存在替代关系。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和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的，因此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减少政府干预是解决上述现象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终极控制人性质；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5-0122-07 　　一、引言 　　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EM）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长久以来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广泛的研究，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盈余管理的全貌，许多有价值的文献也由此应运而生。然而，回顾以往的文献可以发现，盈余管理的度量问题已逐渐成为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重要瓶颈。随着Roychowdury[1]在真实盈余管理度量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从2008年开始国内学术界也涌现出大量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学术文献，研究主题涉及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企业绩效等多个方面，但是鲜有学者从终极控制人性质的角度分析盈余管理的系统性差异。 　　在我国，以终极控制人性质为依据对上市公司进行划分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与众多欧美国家的发达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虽然自2005年开始实施的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近半数的上市公司仍由国家最终控制，这一鲜明的特殊性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然而，这种特殊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终极控制人的性质上，而是以其为起点，深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甚至经营绩效等方???面面。因此，从终极控制人性质的角度分析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系统性差异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学术界对上市公司性质的划分多以控股股东性质或实际控制人性质为依据，这种划分标准仅为上市公司性质界定的一个中间层次，以此为依据而产生的结论，其可靠性值得怀疑，只有追溯到终极控制人，才能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关系。本文借鉴刘芍佳等[2]以终极产权理论对上市公司进行划分的方法，以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深入研究终极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试图为今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终极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 　　为何终极控制人的性质对研究上市公司性质与盈余管理问题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不同性质股东会根据其自身的利益和目的影响上市公司的行为，从而导致不同的盈余管理。所以每个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实际控制该上市公司股东的意志。在中国特殊的经济背景下，上市公司由国家最终控制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国家控制与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其宗旨、运营模式、监督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导致盈余管理的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健全，直接原因是政府对上市公司过多的干预导致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因为与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盈余管理动机弱化。 　　Watts和Zimmerman[3]提出了著名的债务契约假说，认为融资问题是企业盈余管理的一个主要动机。为了避免债务违约的可能性，银行会对提出融资需求的企业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并签订较为苛刻的债务契约。而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在这一方面独具优势，因为国家的信用为其融资提供了一种无形的担保，降低了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使得原本刚性的约束软化，也使得由于债务契约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降低[4]。 　　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成本，这些上市公司多涉及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产业，甚至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经营者并没有强烈的操纵盈余的动机。而对于有调节盈余动机的上市公司来说，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是较为直接的方式。国家对于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对象和额度具有自主权，所以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更易获得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其可调节盈余的方式更多，更直接，更加“合理化”。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低。 　　同为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由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