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深圳只为大运会.docVIP

逃离深圳大运会  原本常年可打4折5折的机票，现在基本上都是全价，不少航班甚至只有头等舱。即便如此，杨福祥还是决定在大运会举行期间离开深圳，带全家人到丽江旅游。 今年52岁的杨福祥是深圳市政府下属一个事业单位的干部。谈到对此次深圳大运会的感受，他认为，深圳方面出台的很多措施确实“太过于折腾”：不仅折腾钱，还不顾及市民正常生活，“折腾市民”。 “前段时间的所谓‘穿衣戴帽’工程让上千万深圳人在几个月时间里都生活在一个到处是粉尘、噪音、油漆污染的世界。”杨福祥说。 最让杨福祥难以接受的是，在开幕式举行的时候，竟然要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举办大运会，我不仅没有到现场观看的机会，甚至连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资格也被剥夺。” 根据深圳南山区政府方面的解释，在开幕式当晚请直接面对举办开幕式的深圳湾体育馆附近小区居民离家5个小时的原因，是由于开幕式当晚有多位重量级贵宾参加活动，“出于安保需要”。 南山区有关方面给上述必须离家的居民，提供了如下选择：一是可以参加政府组织的活动；二是安排到一些景点去旅游；三是对于那些实在不愿意离开家门的居民，有关方面将派出安保人员到其家中，一起度过这段时光。 此外，为了追求更好的“灯光景观和电视拍摄效果”，按照要求，居民离家期间家中仍需亮灯。 政府部门将会给离家的居民派发300多元人民币，作为其离家期间亮灯的补偿。 事实上，对上述规定有意见的不仅仅是杨福祥。离家回避的规定一经披露，立刻引来深圳市民及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质疑。被认为是继驱赶8万治安高危人群和禁止民工上访讨薪之后的又一个扰民之举。 杨福祥表示，随着大运会举办时间的临近，考虑到政府还会有更多更为严厉的措施出台，很多深圳市民已经做好选择回避的准备：在大运会期间离开深圳，等大运会结束之后再返回。 被扼杀的生计 与杨福祥不同，同样选择在大运会期间离开深圳的刘江勇，大运会对他来说远不只是扰民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生计。 1995年，27岁的刘江勇来到深圳。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在深圳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从事最低端的工作。先是在建筑工地做普工，后来成为路边装修队的一员。 2010年，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刘江勇用自己的全部积蓄盘下一个位于深圳罗湖区文锦路上的报刊亭，让老婆负责经营，除了出售报刊杂志，还兼卖面包豆浆、包子馒头等早餐以及各种水果饮料、手机卡等日常用品。 刘江勇盘算着，这个售货亭位于公交车站旁边，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赚回本钱，接下来每个月至少会有两三千元的纯收入，几年下来，他就可以为儿子结婚和自己的养老积攒下一笔钱来。 然而，正当他感觉生活开始有盼头的时候，深圳迎接大运会的工程开始全面铺开，而纵贯深圳关内关外的南北主干道文锦路又自然成为“穿衣戴帽”工程的重中之重。 深圳市城管局认为，报刊亭超范围经营、超线摆卖、乱贴广告等现象比较普遍，违规经营将为其所贩卖的食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此，在大运会期间，将严禁报刊亭售卖饮料和食品，一经发现，立即撤销许可证。 尽管刘江勇的报刊亭幸运地躲过了被撤销的命运，然而，如果按照深圳市城管局的规定，只能售卖报刊杂志的话，“恐怕成本都难以消化，更不用说赚钱了。”刘江勇说。 随后，深圳市政府关于禁止电动车在市内行驶的规定，又让刘江勇失去了获得稳定收入的渠道。 接着，按照深圳市政府的相关规定，在大运会召开前后，所有市内行驶的货车，只能在晚上8点至早上8点之间上路，白天禁止通行。刘江勇小儿子也因此失去了小货车驾驶员的工作。“原本希望在大运会期间赚点钱，没料到由于大运会，今年却成为我在深圳打工以来，生存最为艰难的一年。”刘江勇说。 如果失去收入呆在深圳，不仅很快坐吃山空，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治安高危人员”。所以他决定带着老婆儿子先回离开了20多年的湖南岳阳老家。 刘江勇表示，据他了解的情况，亲戚朋友和老乡中，大概有30%至40%的人，在大运会期间离开深圳。主要原因一个是无事可做，另外是各方面的检查都很严格，不想因此惹上麻烦。 事实上，深圳有关部门为大运会举办采取的种种措施早已在相当程度上封杀了诸如刘江勇这样的小商小贩及小本经营者的生存空间。 近期深圳市城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深圳城管局副局长刘初汉通报，为迎接大运会的召开，深圳城管部门近期开展了街道家具清理整治行动。 刘初汉表示，街道经营性家具是本次行动的清理重点，主要包括“报刊亭、早餐车、电话亭”，全市共分“10条严控路段、39条控制路段和一般路段”三类进行。“其中，设在城市主要干道以及大运会主场馆周边等10条严控路段的街道经营性家具全部清理拆除，不再保留；城市次干道等39条控制路段则大幅减量，按沿道路单向间距500米内只设置一个报刊亭、一个电话亭和一个早餐车的标准执行；其余普通街道、社区道路等一般路段则按规划审批位置设置。” 截至目前，严控路段已全部清理完毕，全市共清理各类违法或不合要求的各类街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