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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制约因素及化解途径

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制约因素及化解途径   【摘要】“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进行农业规模化经营,而农地流转有利于农地适度集中和农业现代化。文章通过观察山西省农地流转现状,分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从而寻求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效率提高的途径。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制约因素;化解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必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就必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合理的农地流转能够使农地适度集中,有利于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立法和政策的层面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自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首次赋予农民土地合法流转的权利,农地流转经历了一个从不受保护到立法和政策大力扶持的转变。尽管国家不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规范农地流转,但在实际的农地流转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农地流转仍呈低效率状态。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受区域差异的影响,市场配置土地的效率更低。通过观察山西省农地流转现状,分析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的问题及成因,从而为解决我国农业过密化和农地细碎化,实现农业的粗放式经营向规模化、节约型经营尽快转变提供理论价值依据,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农地流转的现状观察   为了更好地了解影响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的潜在原因,本文选取山西省太原市、晋中市、吕梁市和忻州市9个县32个村庄,对当地农户农地流转情况进行了直接入户调查。经过认真研究和分析调查样本,发现山西省农户农地流转情况还是有章可循的。   从农地流转规模看,截至2012年12月,被调查的32个村庄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共计100.28公顷。流转农地占家庭承包土地总面积的4.65%,比2011年增长0.02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经济组织实行规模经营而转入土地面积为38.3公顷,占家庭承包土地总面积的1.78%,比2011年增长0.015个百分点。涉及??包土地经营权转出138l户,占家庭承包经营总户数的5.91%,比2011年增长0.03个百分点。涉及承包土地经营权转入829户,占家庭承包经营总户数的3.55%,比2011年增长0.02个百分点。   从农地流转形式看,流转形式呈现多样化,有转包、租赁、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不过,主要的农地流转形式是转包和租赁。调查样本显示,以转包和租赁形式流转面积为58.3公顷,占流转总面积的58%。为了生产需求或耕种便利,不排除农户会互换土地,但这种现象正不断减少乃至消除。由于农地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户不会轻易选择转让方式进行农地流转。以入股的形式转出土地,会给农户提供资本和就业的社会支持,但其他因素的不良配合使其暂时无法取代转包和租赁而成为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从农地流转态度看,大多数农地流转存在于农户之间,甚至于不少农地流转是亲朋好友间基于信任发生的。受访农户大多采取口头协定流转农地,采取书面协议流转农地的仅为36.2%。农地流转期限普遍较短,几乎没有超过5年的农地流转,平均转入年限为3.27年。76.8%的农户流转土地是由于非农就业、人口迁移导致缺少劳动时间或缺乏劳动能力。考虑到农地流转收益,本着其作为家庭收入增长重要渠道的动机较多,但意愿实现程度却要大打折扣。58.4%的农户希望加大农地转出面积或至少保持不变,33.5%的农户希望维持农地转入面积,只有19.6%农户还愿意转入更多的农地。   从农地流转价格分析,各市农地流转价格大多通过谈判协商确定,并且没有科学的参考依据和统一的市场标准。有91.2%的农户选择以双方谈判协商的方式确定农地流转价格,有8.8%的农户认可或被动接受契约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农地流转价格。即便是双方协商确定价格的方式也往往由于农户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农地流转时农户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地位。受访农户中选择以自己耕种可获得的预期收入为流转价格参考依据的居多,占56.3%,选择以别人的流转价格和其他因素为参考依据的仅占37.5%。排除少数农户,受访农户农地流转价格比耕种可获得的预期收益普遍要高,一般在10%~17%之间。   从农地流转市场分析,目前服务于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相当匮乏。利益的驱动性导致社会的“理性经济人”自然选择利润率较高的经济部门,仅存的少数土地中介组织也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国乡土社会的小农意识制约和影响着农户对中介组织的认知和信任度,更多农户愿意通过亲戚朋友建立农地流转的契约。数据显示,农地转出农户自己选择需求方的占19.4%,通过中介组织选择需求方的占15.8%,经亲戚朋友介绍选择需求方的占64.8%。而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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