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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主义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问题 汉斯·莫塞尔（Hans Moser） 在慕尼黑，一位知名的日耳曼学者经历了一种不确定的传承方式。还是在二战前，这位学者有一次赴高巴伐利亚的前阿而卑斯地区，去亲历节日习俗。当然，他已经从文献中了解到这个习俗，也已经讲授过这方面的课程，现在他很想知道这个地区的居民对这个习俗有什么认识，为什么去实行它，它有多久的历史，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他正想着询问，有个灰胡子老汉站在他身旁，他十分质朴，典型地表现出的这个地区人们的气质。他的调查就从这位老汉开始。这位学者就像经常做的那样，用当地方言小心翼翼地巧妙提问，他也预料到不会有特别的富有启发性的结果，而多是用方言给以这样令人费解的回答：“ 是啊，俺这里有这个风俗，”或者“ 这是我们的老风俗，从我爷爷时候就有”。很久以来，这类无所助益的回答已经令他习以为常。但是这次却不是这样。这位被询问的当地人用宽容的眼光看着这位天真的外地人，然后用高人一等的语气说：“是的，您知道，这要从民俗主义的角度来判断！ ”在这不同寻常的语句之后，跟着带评论的解释，其形式就像地方报纸报道古老习俗的意义和生命力一样。这位学者有些吃惊地为所获的有关知识致谢，并放弃了这一天的其他访问。 这个故事的滑稽点在于一个老百姓对“民俗主义的”这个术语的意料之外的使用，直接地与他深信不疑的习俗幼稚地相联系。当然，这里的“民俗主义的”不是那种意义的术语，让我们可以对构建的和娱乐的所谓民俗与历史发展的民间民俗进行区别 。这个与当地传统相联系的习俗事项自身，无论是根据它的传承人还是根据它的形式，显然不是民俗主义的产物。这个故事在本文中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个被询问的人跳出事物本身来判断，并且用听来的或者读来的学术性知识或者看起来学术性的知识来回答。这不是对单独的事例，这正是海曼·包兴格所讲的近年民间文化的典型特征，它“极强地通过民众的科学和他们的文化共同确定”，“现在这个来自民间的人也意识到传承，而不仅仅是接受” 。 从关于我的民俗主义论文的大量文章和谈论中看出，那些首先来自于商业化的民俗主义企业圈子的过激的证据早就很受欢迎。但这种形式的演出在这里将只是边缘话题。对那些不愿和不能受此限制的研究，只是对所有手头事例进行记录，从其他方面发现有意义的，必须进行讨论的问题，更少担心多层次的复杂的“民俗主义”的特点，尤其是来自自己或多或少参与过的，直接或者间接感受到它的影响。它们基于已经被解释的民间文化知识和误解的普及，他们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应用意义上的民俗学。对此我要作为重点进行详细地论述。 民俗学知识的回归与具有民间教育倾向的大众启蒙出版物有关。它的发展与晚期浪漫主义休闲文学中的农村故事有关，然后是地方性的家乡出版物的产生，最终通过大众媒体，首先是广播和电视，旅游业的中介作用也不容低估。对民间风俗今天不能只是用“民俗主义的”来评判，而是实际上从内到外都充满了蜕变为民俗主义化的危险。 最明显和最经常展现的，也是最常记述的最典型事例是公众的民间风俗领域，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以及今天只是作为装饰使用的民间服饰，也列入风俗的范畴。但这些发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民间信仰和民间故事的传承，长期以来，民间的文化人对此敬而远之，不屑一顾，但是今天却多是兴趣浓厚，乐在其中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变得最少的是农业生产领域，因为它们长久以来和稳定的因素，和自然形成的经营方式和劳动工具相关。 不是针对事实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已经在许多地区越来越有问题，因为一直存在这种返回的结果。连以前那些值得信赖的老人现在我们也不能确定，他们提供的资料是来自可靠的口头传承还是来自随便哪些影响。许多老人自豪地宣称不仅了解他们的身边的小世界，而且读了许多书。年青人则熟练地有意识地运用他们读来的知识。三十年前，我在高巴伐利亚茵塔河边的科佛斯凡尔德做德国民俗地图调查时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现象。我不仅询问我认为值得信赖的老年人，也询问我在戏剧协会认识的年青人所有可能的话题。我做了一个提问方式的试验，故意设置了一些问题，他们立刻正如我预期的那样回答。我告诉了他们真相，他们笑着回答，讲述了不久前给一个北方来的游客编故事的经过，使那游客很是高兴 。 对可靠性值得怀疑的还有农村地区的家乡作家，家乡诗人和乐于写作的爱乡人，因为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参与了文字上的民俗主义的培植。当然，他们了解与其共同生活的民众，但是当他们写作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乐于掺入其中，诸如煽情的和夸张的内容，就象农民小说和农民戏剧所提供的。他们特别是容易屈服于那些诱惑，把真实的民众写成想像的古老神奇的民间概念。这些内容多来自家中所藏的过时的老书，而这些老书常常比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流传得更久远。这些家乡民俗学者往往是很勤奋的人，产量很高，并持续地接受地方报刊编辑的约稿，他们把事实和想象掺和一起，有着广大的读者群。此外，由于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