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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焦北京应成为梦想温暖归属地 　　平视北漂族： 　　煎熬是社会融入的必经阶段 　　赢未来 近日，财经时评学者叶檀一番“房租飞涨，呼吁北漂族离京”的言论和北京市新出台的“毕业生落户政策”，再次引发社会对北漂族的关注。在你看来，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容纳程度是否已到达一个临界点？ 　　张继焦 这涉及到城市承载力的问题。我们可以先看一组数据：2012年，北京约有2100万人，总面积16808平方公里；东京约有1300万人，总面积2188平方公里；首尔约有1044万人，总面积为606平方公里。可以算出，同是作为一国首都，北京的人口密度（1244人/平方公里）远低于东京（5941人/平方公里）和首尔（17227人/平方公里）。当然，城市的承载力还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技术发展等因素相关，但就北京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城市还处于向上发展的态势；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治安、医疗等社会问题，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经阶段，考验的是政府的管理能力。我觉得，不能以“北京承载力只能容纳多少人”的论断来反对外来人口进京。 　　在限制外来人口方面，北京确实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把控。但应该看到，这些政策与北京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北京喊出“要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的口号；可另一方面，北京似乎抱有“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心态，它自恃自己的城市地位，不担心人才不会过来，反而对人才的进入设置各种规限。城市的竞争力关键体现在人才的竞争力，从世界范围内看，纽约、伦敦、多伦多等大城市在“招商引智”方面有着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为宽松的措施，丰富的智力支持大大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对北京而言，目前的问题并不是人口规模过大，而是人口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北京希望成为世界城市，应该敞开胸怀接纳各种人才，而不是限制人才流动。 　　赢未来 1987年，你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也算得上是北漂一员。在京生活多年，你认为北漂族是什么时候形成规模的？在30多年中，这个群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继焦 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因为北漂族的成分在不断变化中，只能粗略地分出几个阶段。第一批北漂者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北京从事表演的人，当时北京的影视歌行业正处在上升阶段，需要大量人才，这批人便每天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门口寻找演出机会；另一批北漂者则是相对沉默的文艺创作者（文学、绘画），北京是文化中心，他们希望能与更多志同道合者交流，在90年代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宋庄小堡画家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第三批北漂者以IT人才为主，2000年左右，北京的信息科技产业开始勃兴，许多IT公司进驻中关村，因此也吸引了一大帮技术人员，我当时在一个电子公司兼职，了解到3000元月薪（2000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310.5元）也难以请到一个懂互联网技术的人才；还有一批北漂者是专门来求学的，2003年，全国高校研究生开始扩招，许多年轻人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就在北京的高校附近租房，为考研做准备；最近几年，北京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尤其是动漫产业），又一批专业人才会涌进北京。当然，这个划分并不严谨，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北漂族也可能在同一时期到北京寻梦。 　　赢未来 相对于上漂、广漂、深漂，北漂族总是受到更多的关注。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什么因素让这个群体成为全社会的焦点？ 　　张继焦 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漂族遇到了更多的制度性障碍。相较而言，上海、广州和深圳更具有开放的气质，移民的准入门槛也相对较低；反观北京，其落户政策在年龄、学历、入职公司规模、岗位级别等方面都做了更复杂的要求，这样的制度设限对北漂族来说是第一重打击。工作之外，他们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购房置业、子女读书、医疗保障等，政府部门并没有为这批外来者提供更加合理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这是对北漂族的第二重打击。双重打击会让北漂族产生更多的社会焦虑感，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北京不好混”。当焦虑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只能通过媒体寻求发泄。 　　另外一个原因是，北漂族里面有不少是文艺青年，他们通过小说、电影、电视、歌曲、绘画、新闻报道等方式，描绘了北漂族的困境、迷茫与困惑等，如电影《混在北京》、歌曲《春天里》等等，都是北漂族自我描述的作品。 　　赢未来 汇聚大量资源的城市始终是漂的方向，这也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外来人口要获得这些资源并不容易。既然知道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很渺茫，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涌入北京等大城市？ 　　张继焦 都市的诱惑是永远的。19世纪的法国诗人兰波就说过：“生活在别处”。对年轻人来说，大都市意味着更高的薪水、更多的机会、更体面的生活……小城镇无法提供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大都市早就准备好。从这个层面来看，个人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而选择从乡村移民到城市，是再正常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