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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20世纪 　　失去的世界 　　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 　　本书的各篇文章写于1994年至2006年的12年间。这些文章主要关心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其二是在一个遗忘的时代里，理解体验那个刚结束的动荡的世纪，以及从中获得经验教训的难度。在今后几十年里，我想，我们在回顾中应该将“1989年至1991年东欧共产主义的消失”和“灾难性的美国占领伊拉克”之间的半个世代看作是被破坏成性的人吞噬的岁月：大西洋两岸在15年时间里政治上无能，浪费了机会。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契机，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我们在西方带着摩尼教徒般的热忱，只要一有机会就急匆匆地丢弃20世纪的经济、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励别人效仿。相信“那个”属于过去，“这个”属于现在，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我们不仅不太懂得过去，而且在我们的经济计算、政治实践、国际战略方面，固执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能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 　　当我在1990年代写作的时候，当我在2001年9月11日后写作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震惊于当代这种情形—故意地坚持“不想”理解目前在国内、国际的两难处境；“不想”更加关心地听取早先各个时期一些智者的话；坚持积极地寻求“忘却”而不是记忆，否定延续性，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宣称创新。这看上去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唯我论。正如20世纪初的各种国际事件开始表明的，这种态度也可能是相当鲁莽的。 　　我们几乎无法将20世纪丢弃，但已经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它们不停地作为“教训”而被提起，但人们在实际上是不理睬的，也不以为是教训。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刚刚过去的历史最难认识，最难理解。而且1989年以来的世界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而这种??型对于难忘往事的人而言，总是带来一种距离感和游离感。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业已消失的旧政权下的甜蜜生活使年长的评论家们深感惋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了将近一百年，对战前生活唤起的回忆，典型地描绘了一种失去的文明，一个其憧憬被炸得粉碎的世界：“从此不再那样天真。” 　　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 　　如今我们相当轻松地面对上一个世纪 　　同时代的人可能会惋惜法国革命以前的世界，或者1914年8月之前的欧洲文化与政治风景的消失。但是他们并未“遗忘”那一切。不会忘记—因为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缅怀法国革命的改革事业和意义。革命的烈火并未烧毁启蒙运动的政治辩论和哲学辩论。相反，法国大革命及其结果广泛地支持了那同一场启蒙运动，从中产生了（无论对朋友、对敌人都一样的）下一个世纪公认的政治理论和社会计划的源泉。 　　与此相似的是，1918年以后，人人都认为往事不再，战后世界的特殊状态应该使每一个人懂得并且质疑19世纪经验与思想的长期阴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产业主义”—总而言之，即20世纪世界政治的建筑砖石—都是19世纪的产物。甚至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些人都相信“在1910年12月前后，人性改变了”—欧洲世纪末的文化动荡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交往语汇—无论如何都奉献了出人意料的巨大能量，在无形中对抗他们的先辈。历史重重地压在现实的头顶。 　　相比之下，如今我们相当轻松地面对上一个世纪。可以肯定，我们在一切地方记住了它：博物馆，圣殿，碑文，“历史遗迹”，还有历史主题广场，都在公开地提醒着“过去”。但是我们选择纪念的是20世纪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别性质。官方对20世纪的绝大多数记忆，要么是公开的“辉煌怀旧”，要么根据时机，逐步地、有选择地认可和回忆苦难。后者典型地是某一类政治教训：一些已经犯过的但绝不可重犯的错误。 　　20世纪就这样变成了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一些起教育作用的历史性恐怖事件陈列室，它们的标牌是“慕尼黑”或者“珍珠港”，“奥斯维辛”或者“古拉格”，“亚美尼亚”或者“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以“9·11”事件作为多余的尾声，这对于想忘记一个世纪的教训或者从未正确地吸取教训的人来说，是一份血腥的续篇。这种对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独特的恐怖时代的深刻表现（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走出了那个时代），它的问题不在于描述—20世纪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时代，是历史上一个野蛮的、普遍遭难的、或许也是前所未有的时代。这个问题是一种启示：“那一切”现在全都远离了我们，它的含义很明确，而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所犯错误的妨碍）迈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