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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隐性危机 　　[摘 要]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社会，对物质的欲望侵蚀着对精神食粮的渴求。作为人类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其使命本应是提醒大众警惕金钱带来的安逸享乐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在物欲横流的年代给予大众深刻的思想，丰富大众的精神世界，结果自己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并且对这种“沦陷”毫无察觉，这就是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隐性危机。笔者之所以有这种主张，并非是想通过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让其自动放弃经商之举，而是希望这种方式能够使知识分子自身对经商一事始终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从而在经商的同时不至于被商业带来的物质享受所迷惑，影响到自身的学术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经商；下海；沦陷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3-0184-03 　　1 从生存危机到信仰危机 　　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也似乎正是由于这种“普遍”，人们已经把其当做自然之事看待，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和追问了。 　　中国知识分子开公司，办企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教授卖馅饼，到1993年深圳的“中国文稿竞价”的锤声，一系列知识分子从商界谋求第二职业的事件开启了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回应的序幕。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知识分子涉足市场已经逐渐从备受争议的新奇行为变成理所应当的司空见惯之事了。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些便利之处。正如国内学者郑也夫所言“文化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发育依赖于社会的繁荣，而社会的繁荣又依赖于市场的建立，因此市场有助于文化与知识群体的发育。”[1]中国经济学家高佩义也在其《单一政府购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一文中利用反证法，证明没有市场参与，只是靠单一政府购买高校、科研机构，知识分子是不会有好出路的。 　　那么，市场经济对于知识分子的意义确实如上述学者所言吗？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详细查阅了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知识分子的收入情况。20年代的北京大学，教授月薪300元、500元者大有人在，而到90年代，北大副教授的工资仅在250元左右。他还列出了各杂志的稿酬明细表。这一薪态，是学院的人文精英知识分子明显感受到了经济压力的温和表达。[2]《国情报告第一号》指出： 　　1978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又突出表现为经济性问题，出现了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脑体倒挂”。占中国总人口2%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3] 　　市场经济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知识分子却没有因此分享到它带来的经济利益，反而出现了不合时宜的生存危机：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停滞不前，整个社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物价的上涨使知识分子开始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为养家糊口，知识分子不得不投身商业赚取额外的经费维持基本的生存。时间和心思都用来赚钱了，还如何安心做学问？生存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还有何余力致力于学术？商界与学界毕竟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领域，即使是被迫涉入商业领域，其中的商业思维又如何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和学术理念？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市场经济空前繁荣，中国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各种物质诱惑接踵而来，能够专心学问的环境便一去不复返了。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物质财富的创造活动，金钱作为它的表征和表意形式，逐渐成为价值观念和尺度，人们对“知识”的迷信迅速被金钱的神话所取代。这一状况甚至迅速地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所吸引，由被迫经商变为主动经商。诚然，玛拉沁夫呼吁：“早动手早收益，晚动手晚收益。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不了大的干小的，干不了长的干短的。一句话，总得要干。”[4]吴冠中则认为：“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迟早要成为商品，作品能在作者的有生之年成为商品是一种幸运”[4]张贤亮更是直白：“我不下海，终生遗憾”[5] 　　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各界学者对其身份以及职责的定位都抱有不同的观点。然而，无论是曼海姆的“自由漂浮者”、 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 ，还是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业余性”的强调，都有以下一些关键词或者与其相近的形容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秉承传统、 终极关怀、公共意识、正义 、独立、精神导师、文明文化的传承者等。反观知识分子的上述言论，已见出知识分子对经商行为的肯定甚至热衷，金钱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新的追求，而其他与精神相关的关键词的意义对知识分子来说似乎却变得模糊起来。知识分子的危机从生存危机逐渐演变成了信仰危机。 　　2 从警惕批判到妥协退让 　　如此严重的问题，难道就没有知识分子察觉，去提醒、去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