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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劳工的刑法保障 本文作者：钱岩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一、引言 2010年12月14日20时30分，新疆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通报：在四川警方帮助下，佳尔思建材厂非法用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兴林（佳尔思建材厂法人代表）已于14日被抓获，随后李兴林之子李成龙在成都被抓获。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曾令全也被四川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拘押。被李氏父子带走的12名“黑雇工”全部获救。〔1〕至此，骇人听闻的“智障包身工门”似乎正以“落网”与“返乡”的方式落幕。可是，粉尘飞扬中呆滞的眼神、迟缓的动作，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寒酸，成年工作却颗粒无收的境遇却定格在记忆中，挥之不去……如何才能斩断智障工背后的黑手、还弱势群体以朗朗乾坤，如何才能拆解肮脏产业链、为包身工擎起公平正义？省际合作、部门联动必不可少，强化保障、践行承诺理所应当，但尚不足以荡涤尘垢。面对顽疾固症，刑法作为和谐社会的终极保障与伦理道德的最后防线，应当扬眉剑出鞘，实施对智障劳工的终极解救。 二、观念层面：建构劳动刑法，实现倾斜保护 1．确立劳动刑法的倾斜保护原则平等，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与执著追求，它体现着文明进步，也凝聚着血泪反思。“刑法适用平等”原之宪法精神的具体化，理应得以贯彻执行。但在劳动关系领域，尤其是就业问题突显的当下，劳动者处于不折不扣的弱势地位，根本无法天然地实现与用人单位的对等谈判、无法卓有成效地维护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必须介入。刑法，只有通过后天的倾斜保障矫正先天失衡的劳动关系，从而缓和实质上的不平等，才能真正达至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动态平衡，实现公平价值诉求，并最终建立和谐劳动关系。2．树立劳动刑法的双向保护规则正如前所述，劳动刑法是由单位侵权行为入罪化、重刑化与劳动者危害行为非罪化、免责化之经纬二线构建的立体理论。一方面刑法应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惩罚的劳动侵权行为纳入犯罪圈，并设置与之匹配的法定刑，还弱势群体以公正，使之沐浴法治的阳光。另一方面刑法应对由于用人单位的过错而导致劳动者对单位实施的危害行为或由于不得不遵守单位的命令而对本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实行非罪化或轻刑化，予劳动者以关怀，使之感受“人本”的温暖。即我国应在“强化”〔2〕与“弱化”〔3〕的博弈中建构动态劳动刑法。这不仅是衡平利益、保障权利的需要，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3．设立劳动刑法的相对强制性规范在传统刑法理论中，刑法规范只有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两种类型，其中前者根据禁止性义务，后者源自必为性义务。而劳动刑法基于保护弱者的需要还应涵括一类特殊的刑法规范———相对强制性规范，此乃强制规范中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和自治性规范融合后的表现形态。〔4〕即在强行法与任意法之分类外，尚对强行法再加以区分为“绝对强行法”与“相对强行法”，前者违反时为绝对无效，后者违反时则需衡量其是否对弱势群体有利，才决定其为有效或无效。〔5〕具体而言，对于相对强制性规范，在强行法违反时，仍需视其结果是否对劳工有利而定其效果，如果对劳工不利时，当然无效，对劳工有利者则为有效。〔6〕 三、理论层面：强化结合犯研究，斩断黑产业链 1．结合犯的理论解读所谓结合犯，是指基于刑法明文规定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且性质各异的数个犯罪（即原罪或被结合之罪）之间的客观联系，并依据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将其结合成为另一包含与原罪相对应的且彼此相对独立的数个构成要件的犯罪（即新罪或结合之罪），而行为人以数个性质不同且能单独成罪的危害行为触犯这一新罪名的犯罪形态。结合犯是法定的一罪。依据现有研究，我国学者认为结合犯具有下述特点：首先组成结合犯的相结合之罪在犯罪性质上应当是一种比基础犯罪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其本身也应当为性质严重的犯罪。质言之，当相结合之罪的犯罪性质比基础犯罪的犯罪性质轻微时，这种犯罪性质不能被理解为结合犯；当相结合之罪是一种性质并不严重的个罪时，这种犯罪形态也不能被理解为结合犯。其次，组成结合犯的数个犯罪之间应具备特定的联系。结合犯作为刑法分则中的犯罪类型，它不是立法者主观臆造的纯粹的法律现象，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犯罪现象在刑法中的必然反映。所谓结合关系，是指两个具体犯罪之间存在诱发关系，它们容易同时发生。第三，结合犯必须具有独立的且严厉的法定刑。既然结合犯是一种犯罪类型，那么就应同其他犯罪类型一样有自己的独立法定刑。结合犯存在的意义在于突破已有的数罪并罚制度或者牵连犯制度以加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7〕2．结合犯的实证分析不同于大陆法系之德日，〔8〕我国刑法条文无明显结合犯立法例，学界通说也否认结合犯的存在，〔9〕刑法典通篇也确难找到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的表述模式。司法实践中，一人连犯多罪情况多以数罪并罚或牵连犯解决。此次震惊全国的黑雇工案（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