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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错案预防国际经验 　　刑事错案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信任，其预防和治理一直是困扰各国的法治难题。数十年来，各国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争相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或者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DNA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DNA鉴定已成为现今科学侦查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之一，也是预防刑事错案的有力武器。除了技术发展外，各国在鉴定制度、立法模式和证据认定等方面也探索了一系列预防错案的可行措施，下文主要对英国和美国的经验进行梳理，以求在批判吸收的过程中完善中国刑事错案预防治理体系。 　　英国：通过大案推动错案预防制度建设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健全司法体系的国家，其防治司法不公、错案丛生的历史经验也最为悠久。英国对待错案的核心策略主要是从错案防控入手，通过完备法律、建构制度以及变更程序等多个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错案发生的几率，实现其“接近正义”的司法理念和错案防治目标。 　　在英国司法历史中，错案的发生带来诸如严重侵害无辜者的合法权益、践踏法律尊严、使民众产生对司法及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等消极影响，但往往重大案件能够有效推动司法改革，为加强错案预防的制度建设提供契机和动力。 　　例如，英国刑事上诉法院的建立就是源于一场错案。1896年错判的阿道夫案在1904年因真凶出现而真相大白，引起了英国社会的轩然大波，后来英国议会于1907年通过了《刑事上诉法》，正式建立了上诉制度。该法创设了刑事上诉法院，从而取代了历史上的“刑事案件保留法院”。该法规定刑事上诉法院有权审理“基于事实或者基于事实和法律的混合对定罪提起的上诉，以及针对上诉人辩称其刑罚虽然合法但过于严厉而对刑罚提起的上诉”，这便改变了英国以往“一裁终局”的刑事审判制度。 　　死刑在英国的废除也与错案的频发密切相关。1949年的蒂莫西·伊文思案、1952 年的德雷克·宾利案以及1955年被错误处决的露斯·埃利斯案，这三起无辜者被错杀的死刑案件引起英国社会广泛关注，导致社会上成立了“全国废除死刑运动”组织。在持续的努力推动下，1969年英国上议院以343票对185票通过了1965年的《杀人罪法》，从而彻底废除了死刑。 　　在公众对错案的抗议声中，英国司法界展开了对错案成因的系统反思。1977年菲利普皇家委员会成立，对当时轰动一时的麦克斯韦尔·康菲特错案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1981年提交了调查报告，该报告最终认为，“现行法律中关于警察权力的规定过于分散和随意是造成警察滥用侦查权以致酿成错案的根本原因，因此，对警察侦查行为的限权和规制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随后出台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对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规范和限制。 　　随着错案预防机制越来越健全，也有更多的错案逐渐被曝光，引起了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现行诉讼制度中案件纠错机制进行整体性反思。1991年成立的伦斯曼委员会推动了《1995年刑事上诉法》的出台，随后参照伦斯曼委员会报告的建议，1997年成立了“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独立于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部门；能够采取广泛的手段和措施来展开调查，如委员会可以寻找和调查新的目击证人、委托新的专家制作鉴定报告等；另外，该委员会除了根据申请提起再审外，还有权直接提交案件再审，享有主动的纠错司法权力。 　　美国：公众参与和证据制度设计 　　在《美国的无罪裁判》一书中，“无罪裁决”即是指“一种官方的行为，旨在宣布被告人并未实施其先前被定罪的犯罪行为”。这个界定同时也是美国公认的刑事错案的内涵。目前，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其刑事诉讼规则在立法理念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众多国家借鉴和引进的模式。美国具有完善的保障当事人权利、控制国家权力滥用的法律体系，但刑事错案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司法难题。 　　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自1973年至1995年间，一审法院作出的死刑裁判就有68%在后来的司法程序中被推翻。当然，推翻并非表明即是这里所说的刑事错案，但至少说明在美国同样存在刑事错案，且概率不低。美国自1989年利用DNA识别技术发现了第一起刑事错案后，错案开始成为一个公众极为关注的司法现象，也由此促使政府、司法和社会团体从刑事侦查到刑事审判的各个角度对刑事错案问题加以特别关注。针对司法实践中频频出现的错案，美国全社会首先展开调查研究，从政府到公众都参与进预防错案的制度演进过程中，这是极具美国特色的社会现象。 　　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相继成立了官方机构对错案特别是死刑错案进行研究，如死刑研究委员会。它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在这些典型案例中刑事司法体制的作用和提出相关的改革建议。2000年，伊利诺伊州州长乔治·H·赖安任命14 名成员成立死刑案件调查委员会，目的是查明造成错误判决的原因和各阶段应对死刑错判承担的责任，并将调查结果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