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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立法中伦理诉求 　　本文案例启示：盗窃骨灰盒进而敲诈公墓等单位或死者近亲属的，其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尸体罪，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鉴于此类案件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利，更严重侵犯了社会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因此应以盗窃尸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行数罪并罚。。 　　[基本案情]2011年8月12日凌晨，被告人刘某、李某经事先预谋，翻墙进入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某某公墓，盗取公墓内某墓穴内的骨灰盒后，将该骨灰盒藏匿于一空墓穴内。当日下午，被告人李某用手机多次致电某某公墓大厅，称已窃取了公墓内的一只骨灰盒，要求某某公墓拿出现金60万元赎回该骨灰盒。2011年8月25日下午，被告人李某用手机再次致电某某公墓大厅，获取了某某公墓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后联系了负责人，与其谈妥以8万元的价格赎回该骨灰盒并约定在萧山区长途汽车站交易，后被告人刘某、李某在长途汽车站附近被公安民警抓获。经审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被告人李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李某主要实施了盗窃骨灰盒和利用骨灰盒进行敲诈公墓钱财两个行为，首先，盗窃骨灰盒的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尸体罪，不构成盗窃罪。其次，利用赎回骨灰盒进行敲诈公墓钱财的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具体而言： 　　一、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尸体罪，不构成盗窃罪 　　骨灰盒，属于民法上一种特殊的物，其虽然具有一般的财产价值，但更多的具有哀悼、缅怀死者的纪念意义，是具有人格意义的特殊的物，是受法律保护的。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对尸体、坟墓等保护是对死者人格的保护，但不是对死者人格权或人格利益的保护，因为自然人一旦死亡即丧失权利主体资格，不再享有人格权和属于私益的人格利益，这里维护的是保护死者人格不受侵害的公序良俗和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骨灰盒所体现的法益是社会的公共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而不是财产权益，故而本案中秘密窃取骨灰盒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财产法益的盗窃罪。 　　刑法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302条规定，秘密窃取尸体或者公然侮辱尸体的行为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对于该罪中的尸体应作如何认定，理论上和实践中大致有三派观点。最广义说认为，“尸体，既包括整具遗体，又包括尸体的部分、遗骨、遗发，还可包括遗灰、殓物等。”[1]狭义说认为：“所谓尸体，指自然人死亡之后所遗留的躯体，尚未死亡的被害人的身体，不是尸体，无生命的尸体，如已蜕化分离的，则为遗骨或遗发，不能称为尸体，尸体不以完整无缺为必要。”[2]张明楷教授认为：“尸体，是指已经死亡的人的身体的全部或者一部。尸骨或遗骨不等于尸体，但从实质上看，盗窃尸骨的行为也可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法律解释上讲，将尸骨解释为尸体，也不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孕妇腹中的死亡胎儿，即使具有人的形体，也不是尸体；骨灰不是尸体。”[3]最狭义说认为：“尸体，是指已死亡之人完整的躯体，但如果尸体已经腐烂成为尸骨，不能认为是本罪所讲的尸体。”[4]2002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盗窃骨灰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指出，“骨灰”不属于刑法第302条规定的“尸体”。对于盗窃骨灰的行为不能以刑法第302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该司法解释倾向于对尸体作狭义解释。笔者认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实行火葬制度的今天，骨灰已经逐渐取代尸体而成为近亲属寄托哀思的物，盗取骨灰盒的行为，同样侵犯了社会的公共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客体。同时，笔者注意到在司法实践中盗窃骨灰盒已经不是罕见的个案，在本溪、萧山、、楚雄、武进、个旧等地均有发生，而大部分法院的做法是以敲诈勒索罪一罪论处，[5]这种做法没有实现对上述行为的全面法律评价，使得一些严重破坏社会伦理秩序的行为逃脱了法律追究。综上，笔者认为应对尸体作扩大解释将骨灰包括在内，故而上述盗窃骨灰盒的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尸体罪。 　　二、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刑法在侵犯财产罪一章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对被害人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迫使其交付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刘某、李某利用赎回骨灰盒进行敲诈公墓钱财的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具体而言： 　　首先，本案的犯罪对象有公墓的钱财和骨灰盒，所对应侵犯的犯罪客体为公墓的财产所有权和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而后者是公民的人身权中的人格权的组成部分，故而本案中的行为侵犯了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双重客体。 　　其次，本案中的行为符合了敲诈勒索罪的行为逻辑结构：行为人实施威胁—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交付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详言之，被告人刘某、李某利用骨灰盒对死者近亲属具有特殊人格利益作为筹码，对公墓管理人员进行精神威胁，迫使其交付钱财赎回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