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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犯罪处罚原则研究 　　摘 要：中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实行“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的原则，对于该处罚原则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中国单位犯罪处罚原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完善的对策，以促进单位犯罪理论发展和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关键词：单位犯罪；单罚制；罚金刑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304-02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单位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活跃的成分，也不断地冲击着社会的法治建设，以单位为主体的犯罪不断地活跃起来。中国刑法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原则，《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这一规定，中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实行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例外的处罚原则。 　　本文将针对单位犯罪处罚原则存在的几个问题谈以下见解。 　　一、对于罚金刑的数额问题 　　在第二届中国法律实施论坛上，高铭暄教授提到单位犯罪的罚金刑时讲道，中国刑法规定的100多种单位犯罪，除个别罪名外一概没有明确的数额规定，因此建议在刑法修正时对罚金的上限和下限作出明确的规定。 　　中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中单位罚金刑的规定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1）明确规定罚金数额的基本幅度。刑法以该方式规定罚金刑尚属个别。（2）只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而不具体规定罚金的数额，中国刑法对单位判处罚金几乎全部采用无限额罚金制。 　　首先，无限额罚金制使司法人员在适用罚金刑时无所适从，难以确定罚金数额的基本点和参照值，无形中赋予了法官以绝对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使罚金刑在适用中蕴含了过多的法官的主观因素，有潜在地导致法官在判处罚金上司法擅断的危险。其次，没有罚金数额的基本规定，就会出现在使用罚金刑时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各地法院适用上的悬殊现象，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有必要通过修正案或者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罚金刑的数额。 　　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要求刑法规范应当清晰明白、便于执行，这??是对立法者的要求，也是立法限制司法的保证。刑法规范明确具体，才能保证刑法规范在司法活动中被确定不移地执行[1]。对于单位罚金刑数额的具体规定可以参照对自然人罚金刑的规定，中国刑法对自然人罚金刑规定了无限额制、限额制和倍比制三种方式，并且限额制和倍比制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对单位判处罚金刑的数额确定便可以参照对自然人的的罚金制的数额确定方式进行明确规定，其参考系数可以是单位的经营数额、销售数额、应税数额等，这种规定既符合罪刑法定的精神又符合世界各国刑法中对罚金刑均有数额规定的通例。 　　二、对单位处罚的刑种问题 　　中国刑法对于单位犯罪中对单位本身的处罚只规定了罚金刑，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单一的罚金刑对单位犯罪的处罚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并且过于单一。有学者就主张将单位犯罪从自然人犯罪的刑罚体系中分离出来，建立符合单位犯罪特点和有利于对单位适用的刑罚体系与刑罚制度[2]。比如强制解散、剥夺资格或限制权利、停业整顿等。 　　实际上将这些处罚方式纳入刑罚体系内实属多余，因为这些处罚方式在民法和行政处罚法中都有相关的规定。中国的《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共七类处罚措施，除人身罚不能适用于单位之外，其他六类都可适用于单位的违法行为。并且中国《侵权责任法》也规定了单位因侵权行为应承担的责任方式。在法律发展的道路上，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同时刑法具有暴力强制性，代价较大，因而只有在其他法律措施不能奏效时才动用刑法。刑法的谦抑性要求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3]。 　　因此我们需要做好的是将刑法与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科学合理地结合在一起、互相协调、各显其能，共同为惩罚和预防犯罪服务，而不是一味地考虑如何增加或者设置独立单位犯罪的刑种。 　　三、对单位犯罪的单罚制问题 　　据统计，中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有一百多个，其中，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采用双罚制的占绝大多数，采用单罚制的主要包含在12条法条规定的15个罪名。有些学者主张，不论当初的立法原意如何，刑法中“单罚制单位犯罪”的规定应及时作出修正，刑法中不应该存在所谓的“单罚制单位犯罪”[4]。这也是大多数学者在单位犯罪上存在的最大的争议。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理由： 　　1.随着立法背景变迁，所谓的“单罚制单位犯罪”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基础。单罚制在早期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采取和推崇，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