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溢出效应空间计量分析.docVIP

增长极溢出效应空间计量分析 　　摘要：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环首都经济圈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增长极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地区（外围层）比较明显，而对于较远地区（辐射层）则不太明显，即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区位差异性。因此，增长极的形成及溢出效应的利用应该在跨区域的范围内统筹兼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关键词：空间计量模型；增长极溢出效应；环首都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4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89-04 　　一、引言 　　区域问题主要是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何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在全球和区域视野中，京津冀区域同国内外同类地区相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典型表现在：在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存在相对不发达的低谷地区与城市，与北京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会形成经济合作区之间的边缘地区？与周边发达城市的发展有无关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urdal.Gunnar，1957）使用“回波”的概念，描述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溢出效应。北京作为环首都经济圈的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强度如何，目前多为理论探讨和宽泛的定性分析，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突破了传统增长极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典型增长极城市——北京市与河北省周边经济合作区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例，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的影响方向和拉动作用，并结合实证测度与计量经济学检验给出了相应的佐证，最后针对北京市与河北省周边边缘城市如何加强区域合作得出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森都市圈模型假设 　　森（Tomoya Mori，1997）基于城市层级体系演化过程的都市圈模型假设：（1）一个经济体有制造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农产品是同质的，而工业品是异质的，因此用户对工业品价格差的敏感度小于对农产品价格差的敏感度；（2）工人数量既定，而且工人人均消费一定数量农产品以及工业品；（3）工业品生产仅使用劳动力作为唯一的投入要素，并按照规模报酬递增原理生产；农产品则需要使用劳动力以及土地作为其投入要素，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原理生产；（4）工业品运输成本较高，企业市场局限在企业周边；（5）企业有追求集聚经济的动机，聚集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是一种向心力；（6）离城市越远，劳动力成本越低[1]。因此一些企业将搬迁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区域，形成第三个城市，形成新的聚集，这样该地区就出现了以产业带为连接的城市连绵带。以上假设可得出都市圈演变过程，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 　　该模型从城市演进的角度阐述都市圈的形成，实证量化有一定困难。但该模型通过经济活动空间模式的变化，揭示了区域经济是如何增长的问题，指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会对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产生影响。后来的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Adams对美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递减，溢出效应的最大距离约为200英里[2]。 　　三、确定实证研究对象与基本假设 　　如上所述，理论假设和一些实证研究认为，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受空间距离的制约，距增长极越远的地区，增长极空间溢出效应越不明显[3][4]。北京市作为环首都经济圈的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强度如何，目前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并非所有学者都得出了肯定性结论[5][6]。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本文接下来将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北京市作为增长极点城市对周边经济边缘区溢出效应，并给出具体量化指标。首先采用学术界通用的圈层式结构，以北京市为中心，以周边河北省市、县为基本单元来定义研究对象，将环首都经济圈分为外围层和辐射层两个圈层，同时将北京市作为这一区域发展的核心层，如表1。 　　研究对象中，各地区均在以北京为圆心、以150公里为半径的空间地理圈内。其中，隶属于环首都经济圈的14个县市构成外围层，为下文叙述的便利性，命名为区域甲；其他37个县市及保定市、廊坊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共同构成辐射层，命名为区域乙。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人均生产总值（AVGDP）：作为该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衡量城市经济增长水平。 　　（2）人均收入（AVincome）：用来衡量该地区的收入水平。 　　（3）人均年耗电量（AVelectric）：本文中用来衡量该区域的消费水平。 　　（4）城市化率（urban）：用来衡量该地区的城市化度，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5）邮电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