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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积极组织管理研究现状及中西方研究差异 　　内容摘要：积极心理学在组织管理领域以积极组织学术研究和积极组织行为学为代表，以发掘员工的积极潜能，促进组织健康发展为研究取向。本文通过对2005-2012年我国有关积极组织管理的文献进行分析，揭示了我国积极组织管理的研究现状，并比较了中西方的研究差异。结果表明，与西方相比，中国积极组织管理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点，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积极组织管理 积极组织学术研究 积极组织行为学 　　自二十世纪末美国心理学界发起积极心理学运动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积极性”的研究已渗透到教育、医疗、经济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在组织管理领域，积极心理学促成了两大并行而又互补的运动——积极组织学术研究（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POS）和积极组织行为学（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POB），这两大运动的蓬勃发展组成了组织管理新的研究领域——积极组织管理，以发掘员工的积极潜能，促进组织健康发展为研究取向（罗霞、陈维，2009）。 　　积极组织学术研究由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Cameron等人倡导发起，并在2002年成立了积极组织学术研究小组，该小组由多国知名大学的学者组成，旨在为积极组织与领导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交流的平台，促进积极组织学术研究的发展与传播。积极组织学术研究是关于组织中积极导向的综合性的概念，主要关注组织及其成员的积极结果、过程和原因，以及为组织和个人带来积极效果的积极动力因素，如韧性、信任、组织美德、正向偏离等。它的基本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积极性，指强调研究上升的、肯定的、促进组织成长的环境和动力因素；组织性，指这些积极的动力因素如何在组织内形成和发展；学术性，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注重理论建构，为积极组织的运作、实践和培训提供科学有力的支持（Cameron K S、Caza A，2004）。 　　积极组织行为学起源于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盖洛普领导力研究所，由著名组织行为学家、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Fred Luthans提出，定义为“为提升今天工作场所中的绩效，针对那些具有积极导向的、可测量的、可开发的、可有效管理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心理能力所进行的研究及其运用”。这一定义确定了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领域及其所包含概念的标准，即符合POB的心理优势或能力必须是状态类（state-like）的、积极的、有理论和研究基础的、可测量的、可开发的、并且与工作绩效有关（Luthans F、Yousse C M、Avolio B J，2008）。根据这些标准，Luthans等人选出了最符合POB研究的四项心理能力：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韧性，并将这四项能力提升为一个更高层次的核心概念——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PsyCap）。然而，心理资本不仅仅只有这四个，它是很多符合POB标准的能力的集合体，这些能力不仅以累加的方式，而且会以协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因此，POB的主要研究主题包括心理资本及一些潜在的心理资本变量，如：创造力、主观幸福感、沉浸体验、感恩、情绪智力、精神性等。 　　虽然积极组织学术研究和积极组织行为学都研究组织的积极性，但二者的侧重点却不同：POS更倾向于关注宏观的组织层面，涉及的是一些对绩效有影响，有可能是可以开发，也有可能是不能开发的构念，如仁爱和善良等（王蓓，2009）；而POB主要从微观的个体层面出发，研究的是状态类的可开发的且对绩效有影响的构念。然而，两者并不是绝对的分离，有许多重叠的研究互相支持（如：美德、韧性等）。 　　国外关于积极组织学术研究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Donaldson SI和Ko I（2010）曾对国外2001-2008年有关积极组织管理的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其研究范围已经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发展到对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的研究以及测量和应用。我国对积极组织学术研究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则始于2005年，虽然此前也有关于组织中“积极性”的研究，但却不是在积极心理学背景下以POS和POB的理论为基础。随着近几年来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积极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无论从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都与过去有了较大的不同。为了全面了解我国积极组织管理的研究现状及整体趋势，本文通过对2005-2012年收录在中国知网上的国内有关积极组织学术研究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文献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我国积极组织管理的研究特点，发现不足所在，以期促进我国积极组织管理的发展。 　　中国积极组织管理的研究现状 　　（一）积极组织管理的研究数量 　　调查发现，我国积极组织管理的研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09年是一个发展的转折点。虽然，积极组织行为学类的文献量在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