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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冯友兰中国哲学观 　　摘要：冯友兰先生作为本世纪中国最知名和最富创造性的哲学家，今日之中国哲学和整个中国文化一起，正面临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以及现实的选择、重构和再建。在此境状下，我们重温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不仅是理解冯友兰全部哲学体系的基础，而且也有助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新开展。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哲学观”指有关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既包含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也包含对中国哲学具体内容的看法。作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开创者之一的冯友兰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和40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就明确表述了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形成了自己的儒学观、道家观、佛学观等。 　　冯友兰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来解读中国哲学的，他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特点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冯友兰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所谓中国哲学家“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或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既入世又出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哲学可以说既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并不肤浅。一般来讲，入世与出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如何统一起来?中国哲学的精神正是体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中。 　　中国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格示范，这就是“圣人”，它既入世又出世，内圣而外王，它所体现的也正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冯友兰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性，并对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特点有些是长处，有些是缺失。 　　1中国哲学是发展的，进步的 　　冯友兰指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中国哲学史也是这样。比如说，就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和范围来看，汉代以后的哲学不如汉代以前的哲学所涉猎的多和广，但就其明晰或清楚???程度来看，汉代以后的哲学确实超过了前代。有人以孔子讲尧舜，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讲孔子，戴震、康有为仍然讲孔子，“遂觉古人有一切，而今人一切无有”，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董仲舒只是董仲舒，王阳明只是王阳明。如果我们懂得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的哲学，王阳明的《大学问》只是王阳明的哲学，也就懂得了中国哲学总在进步之中。有人以为，董仲舒、王阳明的学说在以前儒家哲学中已经见到端倪，他们只不过是发挥引申而已，不能算自己的哲学和新的贡献。 　　冯友兰同样反对这种看法，他形象地说:“即使承认此二哲学家真不过发挥引申，吾人亦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小儿长成大人，大人亦不过发挥引申小儿所已潜具之官能而已。鸡卵变成鸡，鸡亦不过发挥引申鸡卵中所已有之官能而已。然岂可因此即谓小儿即是大人，鸡卵即是鸡?……由潜能到现实便是进步。”冯友兰所坚持的显然是哲学上的进化论观点，强调了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客观性，具有历史辩证法因素。 　　2中国哲学缺乏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 　　所谓“形式上的系统”指论理结构方面的条理、层次等，“实质上的系统”则指前后一贯的思想内容。当时有些人通过中西哲学比较，认为中国哲学无系统。冯友兰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实事求是地说，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确实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即逻辑论证不足，“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其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没有这个能力，而是由于他们之“不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价值观。中国哲学家重行，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中国哲学家深信“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成为圣王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不得已才去著书立说，著书立说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是最倒霉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上，那些精心结撰而又首尾相贯的哲学著作很少，往往都是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时书札语录而成，虽然道理足以自立，而扶持此道理的议论，多失之于简单零碎。 　　中国哲学虽然缺乏形式上的系统，但这不能否认中国哲学确实有实质上的系统。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哲学亦无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对话体。亚里士多德对于各问题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之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之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依上所说，则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