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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 　　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看中国在农业现代化上能否有所突破。 　　未来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是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同时也提出了双倍增的量化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 　　如果我们把时间稍作调整，以2012年为基期，未来十年如果我们能够实现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双倍增，那么到2022年，人均GDP将有可能达到12000美元。 　　12000美元是什么概念？这是世界银行划分的一个标准，将12000美元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这意味着，从今年开始，中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中国13亿人口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然而，要想实现未来十年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跨越中等收入区间，依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关键的是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农业现代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业现代化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多余的劳动力，使他们变成城市人口。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数量增加，所以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同步推进。 　　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明显滞后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进程又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我们要从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入手推进城市化，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市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 　　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研究出世界几大高收入国家的共同特点：第一是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第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或者是超过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是农民收入接近或者是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 　　而我国的现状是，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是3.2∶1。农村劳动生产率、农民收入都很低，要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不可能的。要通过另外一半人群收入的提高，来弥补农村7亿人口的低收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看中国在农业现代化上能否有所突破。城市是否能够吸纳农业现代化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农民工能不能真正市民化，这是未来十年我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现在起，中国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寻找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途径、政策和方法，为未来十年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好的建议。 　　中国要研究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沿海地区前三十几年发展的成功经验。长三角、珠三角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大量的劳动力转入到第二、第三产业，城乡居民收入大体均等。 　　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最好的是浙江省，现在只有1.6∶1。浙江省农业劳动力的占比已经下降到20%以下。苏南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吴县，浙江省的安吉县、湖州，还有宁波市的很多县，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实现了半小时的生活圈，实现了就地城市化，农民住在自己原来的地方，出去工作，大部分是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基本上完成。大学生考上大学之后不愿意转户口，因为他离开农村以后，农村那些好的福利，特别是土地、宅基地都没了。在那里，当农民比当工人、在农村比在城市更令人羡慕。这为广大中西部地区未来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应该总结、推广这些地区的经验。 　　新型农业生产主体 　　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方法是要积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哪个领域能够积极地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哪个领域的发展就快，就充满了活力。哪个领域拒绝社会资金的进入，这个领域就是一潭死水。 　　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发展设施农业、农业技术装备现代化。这些钱从哪儿来？单纯依靠政府投入是不可能的。财政资金现在对“三农”的投入已经尽力，去年各级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已经超过1万亿元，但平均到7亿农民头上，每个人平均只获得1000多元，所以靠财政投入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只能起到鼓励投入的作用。靠农民自身的积累也不可能，因为农民自身的积累能力比较低。所以只能靠引入社会资金，培育新型的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通过培育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发展集约性的现代化农业，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 　　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几个成功的案例： 　　岳阳市华容县是一个传统的粮食产区，“湖广熟，天下足”指的就是这个地方。稻米一年两熟，都是吨粮田。一个村子有70多户人家，800亩水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