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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权益保护的改善 本文作者：宋慧宇 工作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心理上正处于从无知到有知、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时期，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应当全面、持久、深入地贯穿其成长过程中。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家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必须要有切实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作为实施保障，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建立或创新具体法律制度将国家法律具体化，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门政府机构 我国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的机构来约束父母和监督监护人的行为。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和学习阶段，缺乏独立性，其最常接触的就是家庭和学校，接受家长的监护和学校的管理。我们假定家庭和学校是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为先，但是，一旦家庭和学校自身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就需要一个外部强力干预，以强制的手段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不受侵犯。目前，这些外部力量包括民政部门、共青团、居委会、社区、公检法机关等，但都不是未成年人保护专门机构，各地成立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也仅仅是以上部门联合的松散机构。国家各行政机关有各自的执法职能，救助和帮教未成年人只能是辅助性的工作；社区服务是在政府倡导和组织下居民所进行的自助服务，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也只是提供一个环境依托和便利条件，而对未成年人权益全面、专业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因此，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却非专业化反而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缺乏高效、畅通的反映渠道和及时有效系统的求助机制。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类似香港社会福利署，作为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机构。其职能包括：（1）为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未成年人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咨询；（2）将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方针、政策在本地区具体化；（3）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行政部门、社会团体、组织的工作指导协调机构；（4）关于未成年人重大事务的调查处理机构。这样，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侵害尚未达到司法机关介入之前，就有一个专门机构管理未成年人权益的一般性工作，以及调查处理未成年人权益侵害案件，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保护未成年受害人专门制度 未成年人在遇到不法侵害后，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危害。他们会因害怕或无知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忍辱含屈，有的甚至产生恶逆变，由原先的受害者转化成新的侵害者；或者长期不能从受侵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对生活和学习有很大负面影响。保护未成年受害人专门制度就是对受到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尽量缓解其受到的生理及心理创伤，使其免于受到再次伤害。 （一）保护未成年人调查组可以考虑借鉴香港作法，在警察机关建立专门保护未成年人调查组，专门负责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政府需为专业警察开办培训课程，使他们掌握处理侵害未成年人个案的最新程序和发展，并教导他们细心体察受害未成年人的特别需要。这些专责调查组可以聘请社会工作者和临床心理学家紧密合作，在调查案件的同时，设法减低受害儿童和其家人的创伤。（二）证人支持计划在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中，容许未成年人证人可由一名支持人陪同出庭，安排社工陪伴未成年人证人出庭作供，旨在给予未成年人情绪支持和实际协助，以纾解他们在法庭作供时所受到的压力及困扰。 （三）被害未成年人的访问制度由社工人员对受到犯罪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关心和帮助的一种访问交谈活动，目的是解决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防止被害人因被害产生错误的人生观，导致采取错误的行为，以保障被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 三、未成年人司法权利保障制度 （一）代理人到场制度我国对于不满18周岁的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是否必须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其他适当成年人到场规定不尽相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均规定了“可以”通知，而《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应当”通知。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应遵循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其他适当的成年人到场，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养父母、其他监护人、学校老师或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组织人员等。成年人在场的意义在于有针对性地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感化工作，稳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绪，减少敌对情绪，同时监督审讯过程是否适当、公正，预防和监督侦查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侵权情况发生。 （二）非刑罚处理制度非刑罚的处罚方法是针对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分以及根据其犯罪的罪行虽可处以刑罚，但因其人身危险性较小，从体恤宽大，立足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放弃刑罚干预而采取的宽松的处分方式。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措施还有以下几种：赔偿经济损失、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以上6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已明显不够，致使司法实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