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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与公民身份转换 　　经济的发展使得城镇化成为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得以实现的必经阶段。中国过去30多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从1978年到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20%提高到50%多。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这体现了城镇化的中国特色，受制度束缚的城镇化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目前我国城镇化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现象，由于对于城镇化的片面理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现混乱的趋向，实践中城镇化异化成为GDP增长的手段，城镇化本应作为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可是事实上却成为围绕GDP的发展而作出的人为布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因此，新型城镇化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的本质在于，新型城镇化还原了城镇化的本质目的，认为城镇化是社会化的过程，而社会化的主体和核心是人，现代化的主体和核心也是人。面对当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的问题，如何实现从忽视人到尊重人的转变，如何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城镇化真正成为现代人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当前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其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在于农民、市民、公民的身份转换，实现从身份政治到公民政治的转变。 　　一、农民、市民与公民的身份现状与界定 　　1、农民 　　农民，撇开一切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观念形态来说，仅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一种职业的代表。但是根据各个国家及地域经济发展程度及社会观念的不同，农民的概念变得非常复杂。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与士、工、商都只是一种职业概念，都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亦即在法律意义上他们都是市民，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然而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只能被称为Peasant。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已经超出农村的地域边界，即使不从事农业，不在农村，也会被贴上“农民”的标签。 　　在中国，大家给这种标签取名为“农民工”。这种“农民”的标签，其职业含义逐渐被冲淡，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象征以及依附于身份的各种权利的标志，而且这种现象还存在代际遗传。据调查，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其身份却是“新生代农民工”。如今的“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变换了职业却变换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本文认为，农民无论从宪法意义上还是从社会实践上都是社会的主体，与市民只有居住区域上或者说空间上的差别，没有权利方面的差异，他们只是各自社会关系的关系者，而不是对立面。 　　2、市民 　　同样的，撇开一切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观念形态来说，“市民”仅仅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是一种职业的代表。但是现代市民概念逐渐挑战了传统的市民概念而变得很复杂。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明显与我国是不一样的，这也导致市民化过程甚至意义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其城市原住民和大量涌入的农村劳力、手工业者、雇佣流浪民众等逐渐融合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定居城市，不再拥有土地，具有合法的城市户籍，生活靠自己固定的职业给养。在此种意义上的市民首先是公民，是在确立了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后，才谈得上现代市民的意义。可是在我国，城镇化明显具有中国特色，其起初就是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而涌现出的民工潮现象，加上户籍制度的枷锁，这些民工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地带，生活、工作都在城市，可是身份却是农民，也因此与具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享受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有天壤之别。因此，农民工实际上在区域上是市民而在权利上却是农民，其实质上是没有具备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农民。这种身份也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本文认为，市民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并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市民社会正是具有这一特征的群体形成的社会关系，这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社会观念形态来定义的市民，也是市民的本质概念。 　　3、公民 　　“公民”，古希腊文为Polites，源于Polis（城邦），意为“属于城邦的人”。该词的英语为Citizen，词源亦为城市：City。城邦在古希腊原本属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