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与缺憾.docVIP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与缺憾 　　【摘 要】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在这几个世纪中，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深深地影响着世界与各国的法律与法治的发展变化，并对罪刑法定这一悠久的刑法基本原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对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及在中国立法与司法贯彻中的缺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国；罪刑法定；确立；缺憾 　　罪刑法定原则是中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它确定了“适当的法律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 　　一、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 　　罪刑法定原则从其诞生之初，就以限制权利、保障人权为己任，因而顺应了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趋势。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成为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乃至宪法所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典中的明确规定，对于中国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乃至依法治国方略的大力推行，无疑均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1.罪刑法定原则明文规定的立法价值 　　刑法上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助于推动中国刑法立法的完善和进步。 　　2.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司法价值 　　罪行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不仅会促进或有助于刑法立法上的完善与进步，还会有力地改善和强化刑事司法。 　　3.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社会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切实贯彻体现，亦会产生显著的社会积极效应。 　　二、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立法与司法贯彻中的缺憾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不应当仅仅表现为形成于法条的文字。作为一项基本刑法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应当作为一项立法指导原则而被贯穿于刑法典及其他刑法规范之中。基于此，罪刑法定原则由单纯的法条文字转化为现实法治的前提，在于刑法典关于罪责刑的立法设置应当明确、具体、合理、公正，并同时体现民主、科学、文明、进步的立法趋势。但是，中国1997年刑法典在确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未能在法条设置上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存在诸多立法失衡缺憾之处，而且仍有少数条文的设计与罪刑法定原则之确定性、合理性、明确性的要求相左，妨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甚至有从根本上动摇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 　　1.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法立法贯彻中的缺憾 　　目前，中国刑法典在罪刑法定原则之贯彻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刑法是各种法律的保障力量和各类违法行为的最后制裁力量，在规范模式的设置上，应当采取“禁止性规范+惩治性规范”或者“命令性规范+惩治性规范”的模式。即对于违反刑法规定的行为，应当伴随着一定的带有痛苦性的后续性刑事制裁措施。进一步说，罪刑法定原则是对“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两个方面的要求：既不能仅有法定的罪而没有法定的刑，也不能仅有法定的刑而没有法定的罪；既不能仅有禁止性规范或命令性规范而没有惩治性规范，也不能仅有惩治性规范而没有禁止性规范或命令性规范。但是中国1997年刑法典中的法条设置与罪刑规范的建构，却在某些方面无视此种模式，并有意无意地自行设置追究犯罪的程序性障碍，从而导致有罪不能罚或者违法不能究。 　　2.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事司法贯彻中的缺憾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意义，无疑也体现在对于该原则的司法贯彻上。不可否认，动态的社会现实与相对固定的刑法条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因而法律条文的技术用语追求在表达准确的同时力图简约、概括，从而以相对较小的容量和篇幅尽可能多地涵盖与之相应的社会现象，并以此保持相对滞后的法典条文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现实适应能力，进而保证法典本身的稳定性。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文本与现实司法操作之间的桥梁和沟通工具，其重要性与实际意义已经为世所公认。但司法解释是否切实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亦成为罪刑法定原则能否在司法中贯彻落实的首要问题。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中国司法解释漠视罪刑法定原则的现象比比皆是。 　　罪刑法定原则的本质，是保障人权，限制立法权和司法权。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原则无疑是罪刑法定原则应有精神的体现。而当前现存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司法解释仍然存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即有此种倾向。例如对累犯的前后罪适用法律的规定，仍然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前罪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订前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