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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预期与既调数额冲突谐合 　　摘 要：本文借助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从微观和宏观即个案运行机制的杠杆调节和全局规范性机制的合理构建两个方面，论证了对当事人诉讼预期和调解额度任意性的调控，其间引入了管理学中信息过滤的技术操作方法，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诉讼调解；微观调控；宏观调控；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3 　　当前，一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结果正以它的表面和谐威胁着法治的持久和谐。当事人的诉讼预期和最终调解额度伴随着任意和盲目，判决的应然结果与调解的实然结果间落差过大，调解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严重缺失，民众以为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可以被忽视甚至突破，法院公信力因此受到质疑。而同类案件的调解先例又进一步产生“攀比效应”，导致尚未审理的同类案件调解难度因先例的存在而加大，破坏了调解秩序的可持续运作，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法律的权威和持久和谐被严重弱化，法律的价值判断和正义取向被漠视回避。本文通过对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现状进行研究，以期在当事人的诉讼预期与法院的既调数额间找到和谐与共的平衡点，维持一种理性的调解秩序。 　　一、实话实说：行情不一的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市场” 　　1.拔河式的“讨价”与“还价” 　　在分析统计有关数据翻阅卷宗时，笔者发现几乎每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诉状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套用格式：“要求被告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N万元”，所谓的“各项经济损失”回避了具体的项目分类，“N”几乎都是整数，无法细化到各项具体赔偿指标。 　　而从法官的调解笔录来看，诉状中的“N”到了调解阶段又变成了不定的变量“X”，原告方的情绪决定了变量的轨迹，一旦被告方申请对原告方的损失或伤情进行重新鉴定，而鉴定后还是原结果，则原告方就会因此随意“加价”，作为对被告方提出“不信任案”的惩罚，导致被告人行使法定的证据权利却要付出额外代价。面对原告方的高额“讨价”，被告人的“还价”通常也是几千几千的向下“打折”，一切似乎都是仅以原告方的诉讼预期为基数在拔河，谁会坚持谁就赢得最终的胜利。整个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甚至法官自己都没有弄清此案如果判决应当是多少数额，当事人各方对诉讼信息的知悉量严重缺乏。 　　2.调解市场的“通货膨胀” 　　以自诉案件中的故意伤害（轻伤）案件为例，对作者所在法院2003年到2005年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调解情况作了抽样统计，每年度各抽10件轻伤害自诉案件的卷宗，其有关数据情况见表1。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三年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无论是原告方的诉讼预期还是最终调解数额都在逐年上升，其中平均调解数额均高于平均应判决数额，2005年甚至超过了平均应判决数额的3倍。当然，此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与消费支出逐步增加是一个客观因素，但事实上，人均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率远远比不上调解数额的攀升率。究其原因，同类案件中个案的诉讼预期及既成调解额的畸高所引起的负面连锁反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笔者审理的一起轻伤害自诉案件，如果判决，赔偿数额不到2千元，在调解过程中，被告人已同意赔偿1万元，但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坚持要求3万元，经多次做说服工作均拒绝让步，原因就是其所在的镇上就有一起如此数额的同类案件调解先例。 　　3.非法利益的迂回合法 　　如果一样东西，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能碰，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又同意只要戴手套就可以碰，则产生了法律与实践的矛盾。在刑附民调解实践中，调解结果与法律规定之间的自相矛盾也常常发生，让人觉得有以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内容的违法之嫌，这样的调解会给当事人传递这样一个错误信息：可以用调解的方法迂回获取非法的利益。 　　如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的精神损失费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根据法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将精神损失排除在外。而实践中，还是有不在少数的案件最终调解结果超出判决数额的数倍乃至十几倍，法律规定的救济项目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对多出部分，当事人甚至有的法官就直接将其定性为原告方放弃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或同意对其判处从轻判处（主要是判处缓刑）的“精神损失费”。这就像是用实践的“矛”刺向了法律规定的“盾”，解决纠纷与严格依法之治的不协调就显现出来。由此可见，从依法之治角度而言，调解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正当化了，调解数额是否是实体法上所允许的内容，必须进行慎重的检讨。 　　二、焦点探析：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市场失灵”的原因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本案”中被告人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与“民事从案”中被害人损失的应予救济性是两条“T”形的线，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却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黄金交汇点。为了避免“法律白条”，原告方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