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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欧化与中国新诗自我建构 　　[摘要]欧化是现代汉语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现象，运用现代汉语进行书写的中国新诗面临着欧化带来的种种困境和难题。与欧化相对的是本土化，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其关键是欧化或本土化在新诗自我建构中的位置。其实，与其纠缠于欧化在新诗中的有无、可否，不如考察语言欧化的历史性存在如何重塑了中国诗歌的书写方式、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哪些质素。这些方面在新诗的许多代表性诗人和文本中有清晰的体现。 　　[关键词]语言欧化；新诗；自我建构；现代意识；文化认同 　　在现代汉语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欧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现象。多年来，在语言领域围绕汉语的欧化问题曾进行过持续不断的热烈讨论。当然人们也意识到，欧化现象并非仅限于语言领域，而是同样出现在社会、文化、文学等诸多领域。不过，语言的欧化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所有欧化问题的核心议题之一。以白话为基础、在经受了欧化后形成的现代汉语的意义不言而喻，诚如有论者指出：“白话从自我发明、自我结构到自我风格化和审美化，一步步为新文化、新人、新社会和新国家做开拓和定型的准备，它作为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所达到的疆域，也就是现代中国所达到的疆域。”圆语言仿佛一个媒质或入口——经由它，各种相关议题似乎获得了展开的触点，思想意识、制度文化的迁变与更迭如此，直接以语言为材料的诗歌创作更是如此。可以想见，运用现代汉语进行书写的中国新诗，是难以避开欧化带来的种种困境和难题的。 　　一、新诗遭遇语言欧化的辩难 　　近代以来汉语欧化的过程与情形十分复杂，其中有两个话题的探讨格外值得留意：一是汉语欧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是汉语欧化的来源和途径。 　　在推动汉语欧化用力颇勤者之中，傅斯年的态度非常坚决且其观点具有代表性：“要想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应用西洋修词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强调了汉语欧化的紧迫性，他同当时不少人一样，是从中西语言对比的角度提出汉语欧化的必要性的。比如，胡适就认为：“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朱光潜也提出：“中文少用复句和插句，往往一义自成一句，特点在简单明了，但是没有西文那样能随情思曲折变化而见出轻重疾徐，有时不免失之松散平滑。”这些表述隐含的理论前提即在于中西语言的差异，也就是人们所总结的：汉语在表达上偏于笼统、含混，而西语则趋于精密与细致，这又与二者思维方式的差异（逻辑思维的有无）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二分法未免有简单之嫌，但不管怎样，西语的羼入全面改变了汉语的质地，使中国人的语言表达从语法到思维得到了极大的更新。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欧化汉语尽管招致过激烈的批评和反对，然而经过一代代人在使用中的融合、过滤、变形与转化，欧化已经渗透进汉语的“肌理”与“骨髓”，而成为现代汉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述及汉语欧化的来源和途径时，人们无不留意到了翻译在其间发挥的巨大作用。正如朱自清观察早期现代汉语所得出的结论：“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翻译之于现代汉语形成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以至到了当下人们仍然有着如此觉识：“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首先应归功于那群翻译家们，他们在汉语和外语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既用汉语传达了域外作品的神韵又同时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性。”显然，翻译的效力并非来自两种语言的简单相加，而在于语言杂糅、综合机制的开启，最终形成周作人所期待的“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而“造出”的“有雅致的俗语文”。鲁迅在讨论翻译时，也提出要“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四不像”正是现代汉语的“先天”特性，既意指其来源的多元，又标示其样态的驳杂。 　　基于现代汉语上述特性而诞生的中国新诗，在近百年的历程中不断遭遇因语言欧化引起的辩难。倘若说新诗草创之初获得的论断——“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可被看做一种不乏善意的揶揄的话，那么20世纪末期的某些说法（“那些从事所谓‘个人写作’的学院派诗人们，他们进入90年代的写作仿佛是对翻译诗体的照单全收或蹩脚的改制”）便近乎苛刻的指斥了。迄今为止，还是有不少人将新诗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失败”，归咎于诗人们的“食洋不化”即生硬的欧化或西化；与此相应，他们提出了新诗“本土化”的主张，从而构拟了欧化与本土化的两极对峙。可以看到，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对立”和纷争，如先锋形式探索同现实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