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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语专业文学教学看高等教育“用”与“知” 　　收稿日期：2013?04?23；修回日期：2013?07?03 　　作者简介：虞建华（1950?）， 男， 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文学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高等院校专业外语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摘要：文章串联高等教育中的3个相关的问题：文学教学无用还是有用？外语专业是工具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高校应以“学以致用”还是“学以致知”为基本理念？并递进式地讨论文学教育的功效问题，外语专业的学科定位问题，以及高校的办学基本理念问题。以英语学科为例，讨论实用主义对文学教学的影响，说明外语专业人文性的特征，强调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指出加强诸如文学这类“非应用”课程比重，是今后外语专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外语专业；文学教学；实用主义；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205?05 　　在高校外语教学改革的讨论中，外国文学课程的地位问题反复成为议题，但多年来改变不大。刘?波、罗承宁描述了“曾经的辉煌”：“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大学校园里曾出现过人人都在读外国文学名著、人人都在讨论外国作家、场场外国文学讲座都座无虚席的盛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用型的大学毕业生更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外国文学遭到冷遇，受到轻视，甚至忽视，大学生对外国文学的喜爱近年来已经几乎降到了冰点。”[1]（86）文中描述的“盛况”是否普遍有待考证，但降至“冰点”的高校中对外国文学的冷淡，至今仍然让人感受到扑面的寒意。 　　问题的根源不在文学本身，而是以文学为代表的一类课程，以及这一类课程所代表的所有“非致用”学科在高校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认识。因此，我们在讨论外语学科中外国文学教学时，不能就事论事，局限于这一类课程本身，而必须从教育的“用”与“知”两个大的方面进行思考。外语学科中的外国文学、语言学和国别文化，或推而广之，其他学科领域中诸如史学、美学、伦理学等非???用学科，学了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外语专业的学科归属在哪里，是工具学科还是人文学科？学科分类又引向高校的办学理念这一更高、更抽象的讨论：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应该以“学以致用”还是“学以致知”为办学的认识基点？ 　　一、文学的“无用”与“有用”问题 　　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的授奖晚宴上，讲到文学“有用”与“无用”的关系：“文学与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2]这种对文学的认识，笔者非常认同。“没有用处”和“伟大用处”中的两个“用”字指涉不同，前者指实用的当下之用，后者指认识、审美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功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含的逻辑关系，即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在三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笔者谈及了同样的观点：“文学的‘用’是‘无用之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强调文学所具有的‘及物’用途，也就是说，文学不只具备内在的人文精神和美学价值，它同时也富有教化意义，指涉现实，反映生活，起到影响和改变社会现状的作用。”[3]（16）文学的“无用之用”，其说并非新见，久已存在于我国古老的哲学思辨之中，可以在老庄思想中找到源起。 　　庄子早就说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并借助一系列寓言故事来说明“无用之用”的处世智慧：通过“无用”而致“大用”。庄子的原意并不专指文学，而且其中带有隐遁避世的意味，但后来的学者对他的思想进行了合理的延伸，强调其中摆脱世俗功利观念、达到人生高远 　　境界的内涵。庄子的思想在王国维先生的论著中得到了发展和再三的强调。在1904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王国维专门针对美学和文学提出了“无用之用说”，总结性地诘问道：“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4]（154）在其后的十来年时间里，他不断论及同样的话题，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指出，“无用”只是就其物质层面而言，“无与当世之用”，“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因为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长远的，功在千秋，是“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4]（20）。在精神层面，文学有其大用，利于修身养性，感化教育，培植良知，建构理想，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这种“大用”就是他在《叔本华之美学说》中言及的“文艺是人生的科教书”的认识，“吾人与诗歌之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4]（158）。 　　王国维先生不断呼吁，反复提醒人们要重视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无用之用”。进入“文革”时期，文学的功用再次被扭曲，被迫充当主导意识形态的应声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