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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澎 走向世界中国艺术 　　1993年的第四十五届威尼斯双年展，第一次出现大批的中国艺术家及其作品“入驻”威尼斯。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广州双年展”的后期工作结束后，我在一份《边境贸易报》的专刊“艺术新闻”上读到了一篇题为“从威尼斯败兴而归的艺术家”的文章。文章大致介绍了十三位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情况，从文章标题就可以知道，那些从威尼斯回来的艺术家的内心也许并不十分畅快：布展时间仓促、展示场所极为不理想、旅馆条件简陋、大多数艺术家需要自费前往、中方负责人栗宪庭没有机会向世界介绍中国艺术，如此等等。一开始，“出国护照办起来很顺利，拿意大利签证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随后，这帮名不见经传的现代艺术的探视者，从银行取出自己大部分或全部的积蓄，兴奋十足地朝着世界艺术圣地的意大利出发了。”但是，之后这些艺术家在意大利的经历并没有??初想象的那样美好，即便文章的作者仅仅是一家之言，不能够详细地介绍更多的情况，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料证明那些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艺术大展的艺术家当时有多么的高兴与满足。 　　留守中国艺术 　　二十年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处境远远没有今天想象的那样轻松。1989年后，不少艺术家与批评家离开了祖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那时也许相信，只有到西方国家去，自己的事业才能够有所发展。留在国内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恢复他们的精神，尽管更为年轻的艺术家例如方力钧和部分85美术运动中充满活力的艺术家例如王广义在很短的时间里恢复了他们的具有决定性的艺术实践，但是大多数艺术家还沉陷在对未来的生活与艺术的苦思冥想之中，在1989年9月的一封给周春芽的信中，张晓刚写的是这样的内容：“回到学校转眼就是20多天，几乎没有干什么正事。学习了一个星期，天天听文件、座谈，屁股也疼了，头也昏了。当然最后我还是没有躲掉，书记动员几次表态，我就干脆认认真真地发了一个言，顺利过关。想想你们画院，这里不知要认真多少倍，美院又是重要的‘重灾区’，抓得很紧。”（张晓刚：《失忆与记忆：张晓刚书信集（1981-199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134页。）这短短的几排字呈现出了当时的基本政治语境，按照普通人的逻辑，逃离这个环境是很自然的。不过，在12月的一封写给毛旭辉的信中，张晓刚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录：“我收到Yang的信，劝我出去，我准备回信告诉他我的想法。我认为恰恰在目前不是落荒而逃的时候，不是去加入亚洲‘吉普赛大军’的问题。离开了中国这个大背景，是没有什么‘艺术’可言的，只要还不至于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画画，那么我就会仍然留在这里。……我近来的状态有种走回到过去的感觉，听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sky），格列柯（El Greco）放在身边，还有萨特（Jean Paul Sartre）和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张晓刚：《失忆与记忆：张晓刚书信集（1981-199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144-145页。） 　　无论是无奈还是自觉，大多数人都留下来了，但是在1992年春天之前的日子里，在反复的思考与蠢蠢欲动的尝试中，80年代部分重要的现代艺术家正在转向当代艺术的实践。生命存在着挣扎的本能，如果增添了理性，生命仍然能够创造奇迹。事实上，在199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现代艺术家们没有展览的机会，但是，社会生活中所充斥的另一种轻松――由商品市场带来的可能性――同样给予了艺术家继续工作的机会。 　　市场问题就是文化问题 　　在冷战结束进入后冷战时期这个大的世界格局上看，包括1993年在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都微乎其微。那时，在国内的艺术家仍然没有太多的机会展览，销售更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在1993年6月之前，没有任何人对未来有具体的想象，只有对艺术的信念和执着。不过，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与这个国家的官方艺术体制所要求的完全不同，尽管有高名潞等批评家于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现代艺术展”，但是，这次8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最后“狂欢”并不意味着官方改变了其艺术的标准，更不表明一个新的艺术体制已经诞生。 　　此后，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就再也难以进入这个被认为代表中国艺术的殿堂。正是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民间开始了对当代艺术的支持，“广州双年展”就是在市场经济明确为合法的条件下，在民间力量的支持下得以举办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正在明显地改变这个国家的艺术体制，在官方艺术机构完全不支持当代艺术的情况下，市场因为其功能与本性，开始了新的艺术制度的建设，只是在市场介入艺术的初期，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