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区实践不是文差异,而是现代化问题.docVIP

台湾社区实践:不是文化差异,而是现代化问题 　　何乏笔 Fabian Heubel,来自台湾的德国哲学汉学家。现在中央美院，主讲当代艺术与修养哲学。 　　何乏笔作为来自西方的或者说欧洲的学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编码有着不同一般的把握，理解和阐释都很开放、流畅和精准。随着东西方互相阅读和交流的深入与频繁，时常会有严重的尴尬：难免为传译和相互理解的准确与否发生疑问，为那些“差不多”，实际上差很多而惊讶，多少错误和误导！何乏笔不同，他的思想表达无论是谈到中国的哲学与文化还是谈到西学，都路径清晰，角度广阔清新，尤其带有鲜活的当下生活经验，可体会，可比较。 　　QA 　　Q：您来自哪里？能用一句话说一下您自己的家乡吗？ 　　A：听说曾经是宋朝人，现在主要居住台北和法兰克福、以哲学和艺术为家乡。 　　Q：您对北京／中国印象的关键词？ 　　A：逆中求生、危机即转机、忍耐和无奈、跨文化潜力。 　　Q：您最喜欢北京／中国，和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A：喜欢见朋友，喜欢与学者和学生交流；不喜欢看到现代化的各种粗暴和各种不公不义的现象。 　　Q：在北京／中国最喜欢的一个去处？ 　　A：到朋友家喝茶、聊天、分享思想和艺术的创作。 　　Q：如果在北京中国有可能做一件事，您会做什么？ 　　A：游心于淡。 　　H：问卷第一个问题是针对自己的家乡。我想从这里开始：我真正的家乡不等同任何国家。 　　M：请说说怎么从你出生的德国，然后走到现在，这个精神和学术的历程很不平常。你刚才说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国家的，这个表达有趣味。这里面有我们的身份和认同（identity）。 　　H：我从2001年开始在台湾的中研院工作，在台湾已经生活了15年。 最近出现一个问题：退休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继续以外籍人士的身份在台湾工作，我不能领月退休金，中研院只是给一笔钱。有的同仁算过，这笔钱大概到70多岁就用完了，跟月退比起来是不成比例的。针对学者的批评，台湾相关政府部门回应说，如果申请入籍就可以拿月退休金。换句话说，国家（地区）的观念仍然非常强势，很难呼应多重认同的需求，因为很多福利（如退休金）、权利（如投票权）和义务（如纳税）总是与民族国家绑在一起。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话语通常要求我们从自己与异己的僵化关系出发而进行比较。但是，现当代的许多文化创作充满跨文化的动力，不断地突破文化差异或文化比较的框架，促使产生各种“文化混血”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份归属问题其实非常复杂。我在台湾积极参与社会，尤其是社区的活动，在台湾这方面也没有任何阻碍，但到后来还是无法避开国家身份的问题。因为一旦发生争议甚至冲突，一些行为很容易被解释为是所谓文化差异造成的。一旦被归类为“德国人”，别人不再需要讨论行为本身的合理性，而可以使用排外的情绪来划清自己与异己的界限。 　　在台湾参与社区和公寓大楼的管理，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利害关系之后，我的德国身份被有心人凸显，而且成为公开攻击的对象。举一个例子，我当过大楼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委）。大楼盖在山坡地上，面临地基不稳的危机，我发现其他邻居们没有意愿和能力积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危机意识和责任感，我就开始为自己居住环境的改善做一点努力。后来，有一些住户认为我把德国的法治观和管理模式当标准来管理台湾的大楼。我回应说：行为的依据就是我们大楼的管理规约，而规约以台湾的法律为基础，跟德国没有关系。（M：和西方的社区生活比，这里有一个不同的程度和状态。或者简单地说，我觉得欧洲的社会进化程度和我们大概有几十年的代际间隔，还是不一样的。）是，那个间隔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意识到这个过程的问题，对了解台湾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 　　慢慢我才发现，我在大楼和社区所碰到的问题在台湾相当常见，也有邻居跟我说“社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的缩影”，所以开始逐渐理论化我的实践。通过社区管理多年的参与，我对台湾从一党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困难产生了比较切身的体会。在社区实践的过程里，我才真正体会到所谓“人治”或“人情”的行为模式与建立在法治规范上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差别。这个小范围的投入的确成就了大楼的一些改善，但我很快也开始碰到人情模式与自私态度的纠结。我实在很难理解，很多人对自己房子的室内装潢相当讲究，也愿意花大钱，但对整栋大楼外貌的破旧可以完全不在乎，视而不见，对公共空间和居住环境的维护保持冷漠不关心的态度。 　　M：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H：我想强调的是，这里的问题首先不是民族性或民族文化的问题，更是现代化的问题。例如说，大楼的管理规约不允许违章建筑，但在台湾违章建筑非常普遍，是历史共业，因此邻居不仅没有罪恶感，更是把不断扩大私人空间的欲望看成自己的权利。一旦有新搬进来的屋主，我以主委的身份提醒他们，大楼的规约不允许增建违章建筑，不希望阳台或窗子的更改影响整个大楼的外观、希望大家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