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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法律地位探析 　　摘要：国立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者和标志性人物。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研究，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热点。已有的研究中对单个著名国立大学校长的研究居多，对国立大学校长这一整体的研究则寥寥无几，因此对国立大学校长的法律地位的探讨是全面认识他们的有效补充。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是由政府或最高领导人任命的、具有简任官及以上管等的群体，总辖国立大学全部事务，享有国立大学教职员中的最高待遇。 　　关键词：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任职资格；管等；管理权限；薪俸待遇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3―0050―06 　　国立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者和标志性人物。对中国近代国立???学校长的研究，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热点。 　　本文所探讨的“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是指民国时期由国库支付办学经费、经教育部(或大学院)批准设立的大学，不包括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法律地位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也用以指法律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它常用来表示权利和义务的相应程度。本文所探讨的国立大学校长的法律地位是指中国近代的教育法律法规对国立大学校长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身份是从学堂监督、总监督、管学大臣等身份演变而来，其标志是1912年5月“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明确了大学校长的身份特征，大学校长制从此确定。政府为了规范大学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到大学校长的规定均适合于国立大学校长。另外，专门针对国立大学的法律法规中也会涉及到对国立大学校长的规定。中国近代国立大学的校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正式”的校长，是按照当时法定的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产生的大学实际长校人；另一种是代理校长，是当“正式校长”无法到职或者政府还未产生“正式校长”前，由政府在校外指派或在学校内的教授群体中指定一人处理校务，该长校人一般称为“代理校长”，虽然他们在国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是过渡性的，但他们与正式校长的权限并无区别。 　　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法律地位的探讨是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有效补充。中国近代的法律法规对国立大学校长的规定，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的法律规定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不是单一的，主要有大总统任命、教育总长聘任、政府任命等方式，另外，还存在一些特例。 　　(一)大总统任命 　　中国近代法律法规对国立大学的规定相对滞后，国立北京大学产生前并没有对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的专门规定，1912年的《大学令》中也未对校长的产生方式进行规定，但是可从当时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中略窥一二。1912年5月4日以唐绍仪和蔡元培署名的《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同年10月以赵秉钧和范源濂署名的《临时大总统令》“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校长”，后来关于马良、何?时的任命状也均是以国务院总理和教育总长署名的《临时大总统令》发布的。可见这一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是由大总统任命、以国务院总理和教育总长名义发布的。1914年7月6日《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任用暂行规程》(部饬第六十一号)中则明确规定了“大学校校长由大总统任命之”，这可能是最早对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的规定。1917年5月3日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部令第三十号)中规定“校长，由大总统任命之”，这可能是专门针对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的最早规定，如1919年国立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呈请辞职且无法到职的情况下，大总统在1919年6月以《大总统令》的形式，“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 　　(二)教育总长聘任 　　在1924年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中的第十一条规定：“国立大学校设校长一人，总辖校务，由教育总长聘任之”。该规定与前面的规定存在明显不同，即国立大学校长不再是由大总统任命，而是由教育总长聘任，主体由“大总统”变为“教育总长”，方式由“任命”改为“聘任”。 　　(三)国民政府任命 　　1929年7月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中规定“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这时的国立大学校长直接由国民政府任命，如1930年蒋梦麟的任命状就是直接以《国民政府令》的形式发布，下无署名。后来的国立大学校长基本上是以此种方式产生的。1934年4月28日国民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正，其中第九条将大学校长产生方式改为“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可见修正后的《大学组织法》仍规定国立大学校长是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就任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