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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日本人” 　　爱德华·萨义德出生于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他在开罗接受教育后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位，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此间，在萨义德的故国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人国家以色列（1948年），巴勒斯坦人反而失去了祖国。 　　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了《东方主义》一书，给当时的西方学术界以巨大的冲击。 　　东方主义下的“东方人” 　　所谓东方主义，是指欧美学界对东方（萨义德的书中专指中东）的研究。当时的学者们声称自己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科学地研究“东方”的（而且这被当作理所应当的前提）。对此，萨义德通过查证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有关中东的庞大的文献资料，发现他们的研究不仅极其随意，而且他们将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套话强加于研究之中。 　　萨义德的理论极其简洁有力。即西方人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白种人是优秀的人种）必须说“东方人是劣等的人种”；或者，他们为了批判“为文明所毒害了的西方人”而憧憬于“文明开化之前”的“纯粹的东方人”。萨义德认为，无论哪一种“东方人”，都与实际上天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们毫无关系，它们无非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东西。 　　然而，萨义德的批判并没有就此结束。此前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是东方人（或阿拉伯人、穆斯林）的人们开始将自己的自画像放入“东方”的框架内加以描绘。他们开始以“西方”这个变了形的镜子发现自己的形象，并对自己加以描述。 　　如此一来，从东方主义诞生出来的虚构的“东方人”就成为现实中的东方人（阿拉伯人、穆斯林）。所有人种、民族的对立就是从这样一个变形的自我形象的再生产中产生的。 　　这样的东方主义不仅局限于欧洲与中东的关系之中，也完全适用于最先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欧美各国与除欧美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 　　像福泽谕吉那样曾提倡“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以西方为参照系塑造“日本人”形象的同时，也用东方主义的视角观察过中国和朝鲜。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愚不可及，或者说他们是歧视主义者。人是无法通过自己认识自己的。对他们来说，东方主义是认识“何谓日本人”的唯一的工具。 　　“武士”：畅销世界的文化商品 　　新渡户稻造于江户时代末期出生于盛冈的一个藩士家庭。在札幌农校（后来的北海道大学）学习期间成为基督教徒，23岁时独自前往美国。他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琼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时候，对具有浓厚神秘主义倾向的贵格会（Quaker，基督教教友派）十分崇敬，在这里，他遇见玛丽·埃尔金顿（日文名为万里子），并与她结婚。 　　新渡户稻造后又去德国公费留学，毕业后回到日本，在母校札幌农校担任教授，不久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疗养。30多岁时，他在美国用英语写作了《武士道》一书。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是人们了解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打败强大俄国的“新兴国家”日本秘密的著作，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各国也非常畅销。 　　新渡户稻造7岁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虽然他出生于藩士之家，但对武士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要看一下他的经历，就可以了解到，新渡户稻造年轻时曾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欧美文化方面；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方言的缘故，他疲于与对方交流；因而，他很喜欢用英语与人交谈（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尚未实行“标准语”）。 　　后来，新渡户稻造曾这样回忆年轻时的情况： 　　我第一次到东京是明治四年，那时日本的学问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很少有人去阅读《论语》《孟子》，更不用说我国的语言了，关注它的人少之又少。 　　当时，所谓“学问”是用外语习得的。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与美国人结婚的基督教徒新渡户稻造与其说是一个“国际人”，毋宁说更加接近“美籍日本人”。在《武士道》的“序言”中，新渡户稻造指出，妻子、朋友常常向他打听日本人的习惯，为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写作了这本书。那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人都知道“骑士精神”，为与它作对比，他想阐明日本的“武士道”。 　　在《武士道》中，新渡户稻造对比了日本的皇室与英国的王室、水户光圀与柏拉图以及上杉鹰山与腓特烈大帝。在与西方的比较中，由于他未能在西方找到与“忠”并列的“日本道德的两驾马车”之一的“孝”的例子，所以不得不割爱（增补第十版“序”）。 　　当时的美国，许多知识分子对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侵蚀古老而美好的传统而感到十分忧虑（无论哪个时代，人们的不满都是相同的）。对自认为是欧洲文明直系子孙的美国人来说，那个“传统”就是中世纪的价值观，那时，基督教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支柱。 　　新渡户稻造向他们的内心深处强烈地灌输着这样一个道理：欧美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的“骑士精神”在日本以“武士道”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新渡户博闻强记，纵横捭阖，不仅在书中引述了从孔子、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