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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模式城市化若干热点问题探讨 　　关键词 大国模式 城市规模 城市体系 发展动力 国际效应 　　导读：大国模式城市化的内涵是什么？城市规模小好还是大好？城市体系侧重沿海还是中西部？城市发展动力靠政府还是市场？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哪个对环境更有利？大国城市化有哪些国际效应？在全民热议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作者一一进行了剖析，期望能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一、大国模式城市化的内涵 　　基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广大且差异明显的大国，本文认为其城市化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这种大国模式的丰富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被有的学者称之为“具有洲际规模的巨型国家”（房亚明[1]），其国土面积、人口、GDP总额都位居世界前列：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位于世界第三；总人口13.7亿，超过了OECD国家人口的总和；2012年GDP总额达52万亿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或地区在面积、人口和经济上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甚至可以与许多国家相比肩。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GDP数值，有6个超过了同期的泰国，有10个超过了同期的新加坡，有15个超过了同期的新西兰，有24个超过了同期的越南，而所有的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都超过了同期的蒙古、老挝、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除中国外，全世界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仅有10个，而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往往相当于一个大国，比如河南省就有1亿人口。 　　第二，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地理、资源、人口分布有很大差异。以“胡焕庸线”（胡焕庸[2]）为界，东南方36%的国土面积居住着96%的人口，占大部分国土面积的西北方多呈沙漠、戈壁和雪域高原地形，人口仅占到4%。与人口分布相对的，是资源（包括矿产、石油、天然气、水能资源和水资源）的逆胡焕庸线分布，人口稀少的西北方占据大部分的资源（何祚庥[3]）。“人口众多”与“地大物博”在空间上分离，造成极大的运输成本，这一“人和自然”的矛盾，是中国人谋求生存和发展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给中国的城市化带来很大挑战。 　　第三，在全球???的背景下，为了吸引和留住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导致了城市和区域之间激烈的竞争。这种城市和区域竞争，需要通过相应的机制建设来吸引生产要素的流入和聚集。Krugman[4]指出“区域竞争”的意义：实际上区域经济要比国家经济更加便利于贸易开放，因为生产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的流进流出要比国家之间来得容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全球范围里城市和区域发展以经济主导为核心的理念被拓宽，用来解决社会、生态、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Gedds and Newman[5]）。增加公平、提高环境可持续能力、鼓励共同治理的认知，在不同程度上逐渐被纳入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定义之中。而新区域主义，一方面关注区域生产、区域创新体系、特定区域资产的重要性以及区域危机治理、区域经济竞争力和推动力量等；另一方面，关注“区域化的城市”：在全球结构化的资本、劳动力和信息流动中，各城市中心不断膨胀，围绕一个或多个区域中心枢纽形成网络，互相联系起来。在此环境中，中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城市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城市，而是成了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的有机综合体，被赋予了越来越丰富的功能。这就需要通过区域视角，根据各个区域不同的自然资源承载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城市化战略。 　　二、城市规模：小好还是大好？ 　　此乃见仁见智的问题。在国内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论。费孝通是社会学家，他反对资源纯粹被城市攫取，更多考虑的是工业化过程中农民怎样分得一杯羹，从而避免城乡对立和农村贫困化。他思考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怎样通过发展小工业吸纳更多人就业，从而使农民分享工业化的好处，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学家的诉求。但他不是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到大城市的集聚规模效应。另外一些学者，比如Fujita和Henderson[6]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城市分工不充分，城市集聚程度不够，中等城市还不够大。Henderson和Wang[7]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相对全球其他城市而言是欠集聚的。比如，2000年中国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与人口在100万到300万之间的城市的比例是0.072（9：125），而全球的这一比例是0.27。又如，在2000年全球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中，计算所有城市的空间基尼系数，并按照大小排序，从最小到最大，再从小到大观察城市人口的累积比例，中国的空间基尼系数是0.43，而世界的这一比例是0.55，非转型大国的这一比例超过了0.55。对中国来说，这说明城市间的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反映城市人口的空间分散以及城市集聚的缺乏。 　　其中的原因如Henderso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