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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中国电影严肃追问 　　[摘 要]在中国电影娱乐化倾向背景下，严肃的《一九四二》扑面而来。河南“吃的问题”带来了那些饥民家破人亡的事、民国政府轻视灾荒的事、美国记者深入灾区调查的事及日军残暴的事，带来了那些饥民和非饥民、地主和佃户、官员和商人、国军和日军们，还带来了那些精彩的台词，发人深省，促人追问。《一九四二》表明中国电影市场和产业更加成熟，中国电影人开始思考历史，研究问题，并追逐理想。 　　[关键词]《一九四二》；饥荒；严肃；中国电影；冯小刚 　　《一九四二》，在中国电影娱乐化倾向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其以严肃的主题，对历史的追问，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关怀，可被评为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好作品。该片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由冯小刚执导，投资2亿，定位为历史灾难片。从1993年冯小刚看中剧本，到如今搬上银幕，前后历时19年，冯导自我解读为“一个编剧、一个导演、一个公司，十九年坚持不懈地去做一部电影，不是一气呵成，是喘了几大口气，被泼了十九年的冷水，还能够矢志不移，痴心不改，最终坚持下来了”，“拍完这部电影之后不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开始“知耻了”，冯小刚表示，“我希望观众通过电影对民族性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回避历史，回避苦难，并不能代表它不存在。警钟长鸣，以史为鉴，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九四二》，追问那些事，感受那些人，思考那些话。 　　一、吃的问题引发的那些事 　　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从而陆陆续续引发了那些看起来很是严肃的事儿……在刘震云原著里，这一年发生的事很多：河南的饥荒，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这一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外出逃荒。在影片中，情节以两条主要线索交错展开，其一，是逃荒路上的民众群体的经历，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在逃荒路上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不幸和万幸；其二，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和饥荒的蔑视加深了这场灾难，官员的腐败，政客的无情，溃兵的贪婪，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影片中次要线索，诸如日本人、美国记者、传教士互相素未谋面，又共同搅和到一场灾荒里，都在利用灾民打自己的如意算盘，那些人，互不见面，那些事，又密切相连，想将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繁芜杂的事件同步呈现出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影片很难得地实现了。 　　大灾之年，战争逼近，饥民上门，老东家一面安抚流民，一面遣人报官请兵，不料弄巧成拙，导致饥民骚乱并哄抢家财，矛盾尖锐，冲突激烈。混乱的冲突中少东家被刺中，“扎着心”而亡。话说这少东家也不是“好饼”，面对自家佃户的媳妇儿花枝，许以小米欲行不轨；大饥之年，十里八村只有他还想着办“那事”，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少东家心术是不正，死法颇有警示之含义。另外，旧社会，遇着荒年，饥民团结在一起到地主富豪家吃饭或夺粮食，是为吃大户，这是农民一种自发的斗争形式；本影片中“七十二大户悉数被抢”，饥民和财主间这种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无理无力无节的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究其原因，天灾是人祸的根源，“民以食为天”，数千年来的历史证明，忽视农民农村农业那些事，必将受到惩罚，“农”问题始终应是国家首要问题。 　　家破丧子，老东家无奈赶马车，拉粮食，带家人，为避祸，随大流，奔陕西。避祸遇祸，路上饥民因与溃兵同行，未被日军区别对待，先被日机炸，又被溃兵抢，老东家财粮散尽，避祸变逃荒。逃荒路上地主和佃户的地位逐渐平等，生命本不分贵贱，富人们面对饥寒，也只有等死，穷人上吊亦无房梁可寻，“早死早托生，来生千万别再托生到这个地方”是饥民们的垂死诅咒。随着镜头的推移，逃荒途中继续上演着各种荒诞和不幸：县官授信自己马夫老马搞的战时巡回法庭，神气地叫嚣“一个灾年，叫你我都变成官”；传道士安西满为暴亡者虔诚祷告，死者仍不瞑目；老东家女儿星星因饥寒放弃理想，焚书煮猫，因为她也确实饿的要命；大年三十老东家卖女，女学生星星是财主的姑娘，卖了好价钱，虽得以活命，确委身青楼；饥民们饿殍千里，野狗争食……《一九四二》那些事儿着实让人心里百般纠结。 　　三个月后，到潼关，车没了，马没了，人也没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于是他决定往回走，“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碰到一个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身上哭。“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她都不认识了。老东家百感交集：“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拉起小姑娘的手，老东家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荒，逃还是不逃，这是个问题，值得追问的严肃问题。 　　对于饥荒，看政府态度，“蚂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