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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中制度冲突与出路前瞻 　　导读：当前，制度冲突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症结所在：户籍与嵌入其中的多元社会保障等福利性制度的冲突；社会保障、土地制度与就业的制度冲突；市民化愿景、农民工落户与城市承载力的脱节。这也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实施 “半市民化”的政策。有鉴于此，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之路可以有三：一要坚持顶层设计，改革户籍制度，消除镶嵌在户籍制度中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福利性制度的城乡差异；二要逐步变“半市民化”的政策支持为“全面市民化”的政策支持；三要坚持方向性与现实性的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2011年是我国城乡关系发生结构性变革的一年，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城市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这也标志着我国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但是，这里的城市人口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城市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那么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5%。换言之，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化，因为全国还有1.6亿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城市居民身份，即没有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游离于城市各项待遇之外。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然，市民化已经成为下一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那么，如何正确地看待过去30多年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怎样客观地评价这一进程的利弊得失，如何认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都需要从学理上和经验上加以分析。为此，本文以江苏为例，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路径特征、发展状况与根本障碍，并探讨未来可能的政策取向及其突破重点。 　　一、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市民化道路 　　（一）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的中国模式 　　发展社会学在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就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前者从空间上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而后者则从职业身份上强调由农民向非农劳动者的转变。在西方国家，这种空间上的转变，通常是和职业的转变同步进行的，因而“农民”转变为“市民”也就不存在中间环节。但是，在特殊制度遗留和渐进式改革模式下，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转移并未像西方国家一样直接由“农民”转变为“市民”，而是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即经历了“农民”→“农民工”→“市民”过程。 　　较之于西方国家的“一步转移”，现阶段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模式可以概括为“两步转移”模式，其完整的过程应为“农民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这也为我们正确解读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论断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什么报告中没有提“农民工市民化”，而是代之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这里，报告至少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模式的高度上释放了两个重大政策信号：一是新型城镇化之“新”就在于城乡人口转移模式之“新”，即当前城镇化要从“两步转移”向“一步转移”转变。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就是要对现在每年新增的一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尽可能地实现“一步转移”，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单搞“空间”转移和“职业”转移，而无“身份”转变。二是必须要想法设法偿还历史遗留下来的旧债，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存量”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其由“职业转变”向“身份转变”的跨越。 　　（二）“两步模式”下的江苏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据统计，截止至2011年末，江苏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1798.91万人，转移比重为67.54%，其中劳务输出879.91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48.9%。调查显示，江苏省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仍然处于第一阶段，这主要表现为他们仍然以“农民工”而非“市民”的身份往返于城乡之间。但是，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农化道路上则表现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的调查显示当前全省农民工的特征为：一是以省内务工为主，大约占全省农民工的71.4%；二是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39.9%的人从事制造业，17.8%的人从事建筑业；三是以18～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为主，约占全省农民工的63.7%；四是一半以上的人具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技能；五是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月平均支出1012元；六是继续外出务工的愿望不高，43.5%的人不愿外出或者处于观望状态①。可以看出，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农民工自身的代际更替，尽管农民工群体已经呈现出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收益增加的趋向，但是，非农化、城镇化与市民化的断裂依然是他们面临的困境，依然无法从“流动人口”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常住人口”，依然处于中国特色的“两步转移”模式中的第一步。 　　农民工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