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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安全” 非传统安全新范式 　　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与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产生发展方式紧密相连。“深度”全球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普遍性威胁”与“生存性焦虑”的共同境遇，催发了人们的“共患意识”，引发了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也使得与“低政治”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高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 　　非传统安全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人们发现“和平”并不等于安全，“发展”甚至会成为不安全的来源，于是安全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领域，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转向个体、性别、人类、全球，安全领域扩展到了军事、政治以外的社会、经济、环境、健康、发展等。正如2012年7月7日的《习近平就维护世界和平安全提出五项理念和原则》所言：“新形势下，安全问题的内涵既远远超越了冷战时期对峙平衡的安全，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同时也超越了一国一域的安全。各国必须坚持以合作的胸怀、创新的精神、负责任的态度，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携手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 （http：///gn/2012/0707/4015510.shtml） 　　“共享安全”的基本内涵有：以人的生命为价值基点，以人类共和为价值原则，以互信合作为实现路径，以共赢共享为价值目标，因而，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如徐秀军在《制度性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一文中所言，“共享安全”呈现的是“共建主体的多元性、共建内容的开放性、共建目标的共赢性、共建领域的广泛性、共建形式的多样性、共建行动的建设性、共建战略的非对抗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9294页）。 我们可以设问：如果不实行“共建共享”，那么人类如何共同应对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病症？如何共同应对海盗、走私、贩毒等跨国犯罪？如何走出气候变暖、生态危机的困境？如何应对世界性的恐怖主义威胁、金融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水资源危机等难题？ 　　“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着力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安全理想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式，从不同的视角探索“共享安全”在当代的可能性。如王逸舟在《创造性介入――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中强调“全球安全观”指导下的“创造性介入”，以凸现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赵汀阳在《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中强调以“中国思想的世界性转换”为前提的“新天下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63页）；阎学通在《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一文中强调中国超越“平等、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新型国际规范”（《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6页） ；朱明权在《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强调“大国责任与全球安全关系”为基础的“责任优先”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刘永江在《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周边安全》中提出对“未来国际格局理想模式”的建构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424页）；秦亚青在《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一文中强调创新“全球安全治理”路径，以凸现超越传统“利益治理”、“垄断治理”、“霸权治理”、“低效治理”的“多元治理”、“关系治理”、“整体治理”、“全球治理”、“有效治理”等新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1314页）；杨洁勉在《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一文中强调以“中国的理念定位与方略重新选择”为导向的超越“和平共生”的“和谐共生”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10页）；王义桅在《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提出中国式的“包容性崛起”（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价值共享），即“利益共赢”重在为发展中国家让利、周边国家互利、新兴国家共利、发达国家赢利，“权力共生”重在为发展中国家争权，给周边国家放权、新兴国家让权、发达国家共权，“责任共担”重在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周边国家共谋责任、新兴国家分担责任、发达国家共担责任，“价值共享”重在反映发展中国家意志，挖掘与周边国家共同的历史传统，凝聚新兴国家共识，与西方国家寻求价值共享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140154页）；苏长和则在《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中强调“结伴体系”优于“结盟体系”的共享安全方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1617页）。 　　“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既包括文明、文化、宗教、民族、社会等种种“异质”的历时性遗在，也包括因历史、地缘、利益、资源、制度、方式甚至误解引起的冲突与对抗而转化成的“异质”的现时性此在，还包括因对未来走向持有不同图景与追求的“异质”的可能性彼在（余潇枫《共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