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与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消费行为特征.docVIP

经济转轨与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消费行为特征 　　摘要：基于中国9个省1396户城镇家庭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一个包括习惯形成和不确定性的欧拉方程进行估计以考察家庭消费是否跨时演进，研究结果表明，偏好的设定偏误是传统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不能很好地诠释中国城镇家庭消费决策的一个原因，在解释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时假定偏好的跨时可分性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城镇居民消费偏好的跨时不可分性以及由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持续偏低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消费行为；城镇化；习惯形成；预防性储蓄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19-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但发展中也伴生着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内需与外需失调，内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由于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拉动，投资与消费失衡已成为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一个难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然而利用城镇化扩大内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城镇化进程使得大量农村居民成为城镇居民，相应地扩大了消费需求规模，另一方面，城镇化引起的人口、产业集聚也会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投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在内需不足的经济中，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加快短期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是支撑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客观情况下，在持续数十年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合理解析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从而找到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率的途径，成为经济学界研究者的重要现实任务之一。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以此为标志，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近二十多年来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异[1]。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89年为88%，到2005年降至75.7%，“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继续呈下降态势，2010年为70.5%，2011年则进一步下降到69.5%。与长期消费不振相对应的是居高不下的储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5 146.9亿元，到2006年底达161 587亿元，而截至2012年底则突破40万亿元。中国居民的收入在持续增长，但却比过去更加倾向于储蓄，20世纪80年代把收入的约15%纳入储蓄，现在则是储蓄收入的30%。中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消费并未表现出标准的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LCPIH）模型所描述的特征。根据LCPIH假说，储蓄应该与持久收入水平无关，中国家庭的储蓄水平应该远低于现在的水平。许多研究者已经用欧拉方程方法或消费函数证明标准的LCPIH模型关于消费路径的预言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吻合，然而模型失效的原因并不确定。对此，通常的一个解释是，失效是因为经济转型期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2][3][4]。正如Deaton（1992）所言，不确定性会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行为[5]。但此类研究往往假定偏好是时间可分的，这一假定意味着个体的消费决策不需要作任何形式的比较，既不跟周围的人的消费作比较，也不跟自己过去的消费决策比较，然而，此假定与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并不相符，既无法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存在的惯性特征，以此假定为基础对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行预测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要使前述典型化事实与消费选择的经济学原理相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 　　习惯形成假说认为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当前的效用不仅依赖于当前的支出，还依赖于用滞后支出表示的“习惯存量”。习惯形成假说的起源可追溯到Duesenberry（1949）提出的“棘轮效应”。Brown（1952）对此进行修正并正式提出习惯持续假说，认为前期实际消费是比前期收入更恰当的解释当期消费的滞后变量，习惯效应是由先前的实际消费水平产生的。习惯形成假说在宏观领域可以解释资产溢价之谜，导致高增长中的高储蓄水平和消费的过度平滑性[6]。在微观层次，由于受数据所限，习惯影响消费决策的经验证据相对缺乏。国外文献中Alessie和Teppa（2010）利用荷兰家庭数据[7]，Guariglia和Rossi（2002）利用英国家庭数据证明了消费偏好存在显著的时间不可分性[8]。国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