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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救助义务法经济学分析 　　摘 要：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由于人们的自利动机的驱使和道德约束的无力，一般救助义务很难被自觉履行。一般救助义务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符合经济学逻辑，而且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应通过立法就一般救助义务的构成要件、救助人的权利、不履行救助义务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具体规定。 　　关键词：一般救助义务；道德约束；法律强制；经济学逻辑 　　中图分类号： D92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4-0086-04 　　“小悦悦事件”过去已久，但至今仍值得我们反思。笔者以为，导致“小悦悦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没有确立一般救助义务规则。传统观点认为，救助义务只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是不能强制执行道德义务的。“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某人扮演乐善好施的角色去为一个流血不止的陌生人包扎伤口，或是在见到有人走向危险的机器时??他发出警告。”[1]“纵然见义勇为者会受到群众们英雄般的礼遇，但是袖手旁观者也不会被提传到法庭上受审。”[2]法律坚持一般无救助义务规则，主要缘于作为与不作为的根本区别。个人没有积极作为，只能说明他没有将某种利益给予受害人，而并未使受害人的处境变得更糟。[3]美国学者艾姆斯在著名的“溺水假设”演讲中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倘若你从桥上经过正好有人溺水并大声呼救，你没有义务顺手扔给他一条绳子来救助吗？”在他看来，法律是功利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合理需要而存在的，所以法律只有这样才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一个人在不会给他自己造成任何不方便的情况下，拒绝救助他人以免其生命或身体受到更大损害，那么他应该受到惩罚并对受害者或其家属进行赔偿。[4]艾姆斯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美国法中一般无救助义务规则也因此而经受两方面的侵蚀：一是扩大产生积极义务的特殊法律关系的范围；二是通过制定法律承认行为人救助陌生人义务的例外情况。[5]受此启发，笔者拟从法经济学视角对一般救助义务规则进行探索，期望能对解决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见死不救现象有所助益。 　　一、一般救助义务缺失下的冷漠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人口流动也随之提速。由于城市用地的紧张，市民大多蜗居于高楼大厦的单元房中，人际之间的联系水平大大降低。电视和网络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茶余饭后与左邻右舍交谈的兴致逐渐减少，一种“宅”的生活方式逐渐盛行。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社会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样的陌生人社会是滋生普遍冷漠的适宜土壤。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友爱互助是无须讨价还价而成的自发现象。“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6]近乎永久性的生活圈子将人们之间的互动自动纳入无限次重复博弈中，互惠行为无疑是优于见死不救的策略。而在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是一次性博弈，容易刺激机会主义行为。此外，陌生人社会容易导致道德约束力下降，因为道德约束要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道德之事必须要让人知晓；二是行为人因为不道德之事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7]互不熟识的陌生人社会具有匿名效应，道德约束发挥作用的条件无从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容易将自己承担的道德责任分解到他人身上。[8]同时，我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慎独”和“君子不欺暗室”等道德要求不再为普世信奉，内在约束日渐式微。再考虑到没有法律的强制作用，见死不救几乎无须承担任何成本。 　　主动为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提供救助可能给救助人带来乐于助人的好名声，但也可能引起“沽名钓誉”的质疑。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救助行为带来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由于国家补偿义务的缺失，救助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当前，救助人可以利用的法律规则主要是《民法通则》第93条，该条文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表面看来，上述规定为受到损害的救助人提供了有效的救济，实则不然。假设受益人不愿意补偿，救助人只得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但这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是否能够完成举证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即使官司胜诉，依然面临执行难问题。如果遇上受益人无能力补偿，救助人只能是欲哭无泪。在有承担侵权责任的第三人时，情况同样如此。总的看来，救助行为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利己是所有生物基因的一个普遍特性，人类也不过是自私的基因所创造的保存自己的机器。“它们存在于你我身体里；它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