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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模式比较与策略选择 　　摘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事业在内地的不断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以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来转变某些职能。在珠三角地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实践模式主要有两种：以广州为代表的项目购买模式和以深圳为代表的岗位购买模式。两种模式特点鲜明，各有利弊。项目购买模式机构与政府职能分离，社工服务整体成效比较高，但存在政府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高、委托——代理关系下易产生道德风险的缺点；岗位购买模式利于社工服务在各层面的迅速开展，但存在政府协调成本较高等弊端。政府购买模式的选择有不同策略，应呈多元化趋势且应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 　　社工服务； 政府购买； 项目购买； 岗位购买； 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放松政府管制、打破传统官僚制的束缚，其中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取代传统的政府垄断供给公共服务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进入转型关键期，我国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包办困难的宏观背景下，社会工作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为了更好地完善政府职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我国政府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理念实现由“政府包办”到“政府购买”的职能转变，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来服务群众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实施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只有极少数城市作为试点。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近年来在社会工作领域大胆进行了先行先试，以“区域先行、逐步推广”为发展方向，已率先建立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在过去的数年中，珠三角各地政府不断探索适合当地社会工作发展的道路，在购买社工服务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实践模式。第一种是以广州为代表的项目购买模式，即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社会工作项目，由机构自行设计，推行由购买单位指定的社工服务；另一种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岗位购买模式，即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社会工作岗位，再由机构将社工派出到不同的服务单位如街道、妇联、福利院等开展服务。[1] 　　同样是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这两种模式下，政府与社工或者社工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两种模式各有什么利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哪种模式社工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优质服务？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深思。不妨做一个假设，虽然社会服务是一种公益性活动、社工机构的运营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如果将政府看做是服务的购买方，而将服务提供方看作是准市场，我们可以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上述问题，从而为其他地方政府选择社工服务模式提供一定借鉴。 　　二、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了解社工服务模式奠定了基础。 　　闫伟在《对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模式的构想》中提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可以有五种模式，即补贴模式、转变现有的服务机构管理体制模式、授权委托模式、直接资助（民办公助）和服务合同模式。[2]中山大学社工专业罗观翠教授在《岗位购买还是项目购买》一文中从政府、派出机构、工作性质、前线社工的角度来分析，指出了岗位购买和项目购买的不同特点并提出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原则。[1]向木杨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深圳模式”实践》一文专门研究了深圳的岗位购买模式，介绍了深圳社工岗位购买模式发展状况，分析了政府机构社工在服务中的角色地位以及职能。[3] 　　虽然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来介绍这两种购买模式，但由于社会工作只是近年来才在我国得以发展的新鲜事物、实践中形成的模式还有待现实进一步的检验，因此学术界的深入发掘还很不够。对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目前公共管理学界比较成熟的公共服务外包理论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的相关研究方法来进行论证，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将政府和社工机构看做组织和市场来分析政府选择两种模式的原因以及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交易成本学派的威廉姆森在《市场和等级制度》中指出市场和组织之间的选择随交易成本而变化，追逐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的效率机制决定了对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形式和行为的选择。[4]阿罗提出了“一个合同的理论框架”，指出买卖双方在达成协议签订合同之后这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容易产生道德风险。我国学者周雪光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认为，成本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交易成本可分为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如果组织将服务放在组织内部会增加其协调成本，但却会降低其他一些成本比如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