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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 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分析 　　邵培仁展宁【摘要】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 　　[关键词]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 阿伦特； 西方理论； 中国问题 　　邵培仁展宁： 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 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一、 引言 　　公共领域理论甫一进入中国，传播学界就望风而动，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公共舆论范式让诸多分析如获理论至宝。一时间，乘着网络舆论和专业主义新闻媒体发展的东风，“中国公共领域”的用语被肆意标榜，任意滥用，凡是对抗政府的、公民参与的意见和行动都被轻易打上了“公共领域”的标签。不独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也在使用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成为了一个具有无数变体、涉及若干领域、包含不同脉络的理论。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这种现象做辩护，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放弃理论反思、任意处置概念的借口。 　　我们主张，对一个理论的理解必须要放在概念和历史情境的两个脉络中考察，不但现实情境的变化会对理论的走向产生影响，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因应各种需要对自己的理论有不同表述。以哈贝马斯本人为例，他1962年正式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专指“资产阶级???共领域”，并进行历史分析和实证主义的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初则以“交往理性”对有关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进行了拓展；20世纪90年代的关注点又全面转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建立起一种程序主义的话语政治模式。可见，哈贝马斯本人的理论发展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历了从理性批判到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过程，需要我们详细地梳理和审慎地评价。 　　本文写作的缘起在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存在吗？对于西方理论的吸收，我们常常都没界定何为“是”，就急忙沉浸在对西方概念和文本的抄袭以及想方设法与中国语境“对接”的氛围中，不单对现实难以做出真正的评判，无力做出原创性和有意义的理论建树，甚至连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也丧失了评估的权利。为避免类似空中楼阁式地回答问题，本文回应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从厘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入手，先对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概念性分析，再尝试从几个角度做出分析，以此作为对西方理论在中国境遇的一种反思。 　　公共领域的概念并非哈贝马斯首先提出的，阿伦特、熊彼特、布鲁纳、杜威 　　杜威虽未明确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但他的积极民主、构建社群和公民参与等理念无不具有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相似的特征。、奥克肖特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在《论人类行为》（On Human Conduct）一书中维护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分辨了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关系，认为公共性是指主权国家之宪法与各种法规构成的、公民在其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条件。他特别推崇遵守道德实践的“公民团体”。等人都曾经从各自角度展开过论述，罗尔斯 不同于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罗尔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确立公共性的界限以应对多元主义的挑战，引用“重叠共识”的理念限定公共性的讨论范围。虽然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展开论战，但两人都试图处理“如何在多元主义社会下形成共识”这一公共性问题。、查尔斯?泰勒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承认的政治”学说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发展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他本人亦有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独特见解，从社会讨论的议题维度把公共媒介之于建构现代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提高了。等人也多有建树。但只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最先提出的“公共领域”[1]概念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理论模型，中国学界在运用此概念的时候也多数与哈贝马斯联系起来。 　　用库恩“范式革命”的说法，公共领域绝对称得上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范式革命，已成为分析现代社会的主要工具。查尔斯?泰勒将“公共领域”、“经济”及“民主自治的实践和视野”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想象”，认为公共领域“其重要性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