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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待决死刑犯管理问题探微 　　摘 要： 唐代对于待决死刑犯的管理非常严格，诸如死囚刑具、安全防卫人员的配置、监刑官员的职责等方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同时，这些管理规定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比较人道，这主要体现在孕妇缓决、临刑前官给酒食、临刑喊冤即停刑等方面；二是对临刑喊冤区别对待，既贯彻了慎重死刑的原则，又防止奸恶之徒以喊冤来钻法律的空子。唐代对于待决死刑犯的管理规定影响深远，至今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 唐代；死刑犯；孕妇缓决；监刑 　　中图分类号：D9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1-0043-04 　　唐代法律全面总结了前代的立法经验，同时又加以创新，其法律条文之严密达到了一个顶峰。在有关等待执行死刑的罪犯的管理方面也有详细的规定，学术界对此问题尚未有专门研究，本文对其特点略作探讨。 　　一、在待决死刑犯管理??的人性化 　　唐代在待决死刑犯管理上的第一个特点是比较人性化，这主要体现在孕妇缓决以及后面要提到的官给酒食等方面。 　　唐代法律规定，对于孕妇，要暂缓执行死刑，等产后满一百天再行刑，违反此项规定的官吏，要处以相应的刑罚。《唐律疏议·断狱律》“处决孕妇”条（总第494条）云：“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其过限不决者，依奏报不决法。”[1] 　　孕妇缓决是基于古人的仁政思想。《尚书·泰誓》记周武王在指责商纣的罪责时，说他“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此后历代君臣在谈到暴政时常以此为戒。孕妇缓决在汉代应该已经正式入律。西汉末王莽专权时，其子王宇勾连外戚卫氏，图谋让卫氏执政。王莽将王宇逮捕，王宇服毒自杀，王宇的妻子怀孕，“系狱，须产子已，杀之。”[2]如果说这是由于王莽想留其孙性命而不杀孕妇的话，那么东汉时的一些例证说明汉代确实禁止对孕妇执行死刑。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望都、蒲阴一带有狼先后咬死儿童97人。在汉代天谴观念的笼罩下，大臣们认为这是上天降罚，说明当地有败政。于是朝廷下诏指斥中山相朱遂，说他不祭祀北岳，同时“淫刑放滥，害加孕妇，毒流未生，感和致灾”。[3]可见处死孕妇是不允许的，属于酷滥的“淫刑”。汉灵帝时，李膺为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4] 　　由上可见，汉代从法律思想到司法实践，都是禁止决杀孕妇的。但是，当时规定产后多长时间执行死刑，尚不清楚。北魏太武帝时，崔浩定律令，律中明确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5]唐律产后百日行刑的规定直接源自北魏律。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秋，冀州刺史元愉谋反被平定后，其妾李氏当坐斩。宣武帝让中书令崔光写诏书，崔光迟疑不写，上奏云：“外人窃云李今怀，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乞停李狱，以俟育孕。”[6]宣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崔光所谓“例待分产”，就是指律中孕妇缓决的规定。 　　二、在待决死刑犯管理上的细密、严格 　　唐代在待决死刑犯管理上的第二个特点是规定细密、管理严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刑前所带刑具 　　《宋刑统》卷29《断狱律》“应囚禁枷锁”门引唐《狱官令》，对唐代的相关规定有较详细的记载。等待执行的死刑犯，其所带刑具依其官民身份以及是否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者而有所不同。第一类是八十岁到九十岁的老人、七岁到十岁的儿童、孕妇、废疾者，这些人如果犯应当执行的死刑，都散禁，也就是不带刑具。第二类是享有法律特权的人，也就是那些犯罪后要议、请、减的人。这些人待决时，要锁禁，即用特制的铁锁链拘囚。第三类是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官员、没有官爵但应赎死的庶人、女犯，这些人都枷禁，也就是只带枷。第四类是不属于以上三类的其他死刑犯，他们既要带枷，又要带。类似于现在的手铐，是限制手自由的刑具。 　　（二）刑场规定 　　唐代不论是京城还是地方，处决死刑犯的刑场一般都设在市场等人多的公共场合，其用意显然是想使刑罚起到威慑作用，所谓“与众弃之”。但是有两种情况不公开行刑：第一，五品以上官员，如果犯恶逆以上四等重罪之外的死罪，允许在家自尽。第二，五品以下、七品以上官员，皇族以及妇女，斩刑仍在市场，但应处绞刑的，“绞于隐处”。[7] 　　死刑犯押赴刑场前，公家给准备一顿送行饭，饭菜质量较高，有酒有肉，所谓“官给酒食”。到刑场后，允许亲朋好友作临终告别，“听亲故辞诀”。辞别以后，监刑官员宣告罪犯的罪状，宣布完毕，即可行刑。行刑时刻一般在未时，所谓“日未后乃行刑”。[8]古代未时指下午一点至三点，但未时的正点一般指下午两点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