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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编辑思想总体特点研究 　　摘要： 　　本文从唐代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中的地位出发，将有唐一代跨越三个世纪的编辑思想作了总体概括。在查阅大量资料和反复通读唐代各类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唐代编辑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有某些共性的，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致用之旨、儒家至尊、总括之势和求美之心4个方面，并从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中有代表性的图书出发，用实例佐证了这些观点，以期比较全面地展示唐代编辑思想。 　　关键词： 　　编辑思想 唐代 五经正义 史通 　　英国著名作家H.G.威尔斯在侧重论述人类文明演进的《世界简史》第42章《中国的隋唐时代》中说：“在整个第七、八、九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1]这时，中国先进的经济、文化、技术，如造纸、冶金、雕版印刷术、精美的书籍等，不断传播到国外。在这三个世纪里，整个世界不约而同地将进步的舞台让给了中国，让给了绚烂无比的华夏文明。大唐盛世的袅袅余音虽经千年依然魅力不减。 　　事实上，在近300年的时间里，有盛到极致的骄傲，也有衰乱中的迷离，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却没有妨碍唐代文化始终以一种开放而进取的姿态屹立于世，这为唐代丰富的编辑思想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唐代的编辑思想既是我国思想史的一部分，又是我国编辑史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深深植根于广大宏富的编辑活动之中。这些编辑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把自己的人生理想、道德追求、毕生所学和丰富阅历融会贯通，用文字的形式为时人也为后人展开了一幅全面而不失优美的大唐盛世图。虽然不同门类的书籍在具体编辑方法、人员、宗旨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在某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由于编者面临共同的社会和人生问题，他们会在化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达成某种共识，呈现某类趋向，展示出共通之处。这些共识、趋向和共通之处带着思想的温度，共同构成了唐代编辑思想的总体??点，展示了这3个世纪编辑思想的美丽与哀愁。 　　一、致用之旨 　　唐代是一个被公认为文思飞扬的时代，但整个王朝却也充盈着一种务实的精神气质，编辑活动中随时可以体现出这种致力于实际用处的思想。 　　经学作品的编辑活动中，《五经正义》最直接的用途就是成为全国学校的教科书及科举考试的出题范本；更高层的追求是使统一的国家有一个统一的基本思想，从而使得政权更为稳固。到唐代中晚期，经学发展停滞不前，政治危机不断涌现，形势恶化。为解决这两个问题，以啖助、赵匡和陆淳为代表的新起《春秋》学派在对各自学说的编辑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救时之弊”等重拾经学救世功能的思想，开始抛开繁复的章句之学，着力探询《春秋》义理，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唐代史籍的编辑思想以“实”为宗。实用于政是许多史籍的编辑宗旨：意在“览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的唐初五代史志；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排遣政治焦虑的《晋书》；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工具的谱牒编修；为帝王树立施政楷模的《贞观政要》和从“体要”出发“探政理”的《通典》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类书在唐代获得极大发展，它也有两种实际用处：浅层上，类书是一种对已有文献资料按照各自用途分类编排的成书形式，为撰文作诗之用或作为课本、主要参考书等；深层次而言，类书的编辑规模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王朝统治者往往用类书的编排来笼络大量文人学士，掌握缓和阶级矛盾的节奏。佛典的编译、注释和整理可以促进佛教的发展，达到其普度众生的目的。而信仰一旦与权力挂钩，就会为权力所用，《宝雨经》的第三次翻译就为武则天称帝做了舆论准备。唐代文集编撰尤为频繁，满足了文人士大夫立言传世的精神追求。同时，文学特有的艺术性和功利性兼具的功能，使得文集的编者能够通过对作品的选择来抒发思想感情、表达政治见解。 　　二、儒家之尊 　　唐代总体而言儒释道三教并崇，三者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儒家以其经世致用的特点，虽然并不以消灭或打压其他两教为务，但客观上依然有着无比尊崇的地位，成为统治者理想的国教或官方哲学。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多信奉佛教，而国运都无一例外地衰微，因而唐太宗明确表示佛教“非意所遵”。“他一方面由于佛教已成为一种传统的社会势力而不得不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又抬高道教的地位以抑制佛教，而他自己真正重视的却是儒学。”[2]他说：“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3]唐初的统治者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儒家经典的。 　　建立在先秦原始儒学和后世章句之学基础之上的经学，是儒家思想最集中和最高级的体现，其编辑的代表作品也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唐初的《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