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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效率与政策选择 　　从世界各国近代发展的经验看，城市化是和工业化、现代化相伴而行的，甚至可以说，城市化乃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从传统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而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才能有效率，这样，城市化就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在加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至去年，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但是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城市化也存在着一个效率太低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太多，城市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营运效率很低，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效率问题导致消极后果 　　从世纪之交开始，许多省级、副省级城市大量征用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大拆大建，用“摊大饼”、平面扩张的方式推进城市化。 　　面对这种形势，2005年以来，很多资深专家一直大声疾呼，严肃地指出了这种大量耗费土地资源，大建大马路、大广场、大建筑的“造城运动”将会造成严重问题，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制止。2007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潘塞（M.Spence）、美国布朗大学的城市化专家汉德森（J.V.Henderson）牵头的“中国改革和选择”课题组，对中国城市化进行了全面评估。他们在建议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指出了中国城市化存在的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并且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近期，许多中国学者对城市化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十几年来，国内外专家反复提出中国城市化中的效率问题，可惜他们的意见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造城运动”却从省级、副省级城市扩散到地级乃至县级城市，全国各地超豪华的酒店宾馆、办公楼、政府大厦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现有的高于500英尺（152.4米）的摩天大楼数量已经接近美国，还有数百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中国很快就将成为超过美国摩天大楼数量一倍以上的摩天大楼王国。这种比拼造大城的运动造成了种种消极的后果。 　　“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极大地浪费土地资源 　　中国是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本来应该惜土如金；但是，由于政府可以以极低的代价从农村集体征用土地，土地价格的扭曲，却形成了一种大量浪费土地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要点在于人口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只是人口城市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在中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土地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城市居民的人均占地面积和工商业万元产值耗用的土地面积都超过发达国家许多倍。还远没有实现城市化，许多地方已经闹起了土地荒。 　　如果读过笔者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会知道，笔者近年来在研究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从接触到粗放的城市化方式引起的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开始的。 　　那是在2003年，深圳市领导在市委市政府高级顾问会上提出，深圳的产业结构“过度轻型化”，需要进行产业的“重型化”（后称“适度重型化”），建设大炼油厂、大汽车厂等，以便提高GDP总量。但是深圳已经没有成片土地可用了，要求从附近地区划入部分乡镇来提供建设用地。笔者和另一位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级顾问都认为此议不妥。当时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香港的可用土地面积略小于深圳，香港的GDP是深圳的7倍，香港的可用土地只使用了22%，深圳却已经无地可用了。显然，深圳的问题并不是出在产业结构“过度轻型化”上，而是效率不高，包括土地的使用效率不高，单位面积土地产生的产值太低。 　　“双重二元结构”拉大了居民收入水平差距 　　用大量占用农民土地、而不给予充分补偿的办法推进城市化，不但造成数量高达几千万的“失地农民”，使中国出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奇怪景观，而且在城市内也存在“伪城市化”的现象。这就是说，上亿的“农民工”虽然已经在城市中就业，但他们的身份、收入待遇和得到的政府服务都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并没有成为市民，只不过是暂住在城市中的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很难提高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造成贫富分化。 　　人们常说，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的二元结构。更深入地观察可以发现，我们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双重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另外一方面是在城市里面的二元结构。这种“双重二元结构”是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很多也是源于这种“双重二元结构”。 　　城市间缺乏专业分工，产业的空间结构恶化，城市的运营效率降低 　　工商业在城市中的集聚，具有提高效率的效应，因此城市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早期城市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有利于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协作，以及为工商业企业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