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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经济发展是为建设更好社会 　　郑永年教授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长期关注中国转型问题，其观点备受国内外媒体及政界、学术界的重视。近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郑永年教授指出，经济发展应该是一个工具，它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更好的社会，未来的经济改革应该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三者须均衡发展。 　　《检察风云》：郑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近些年您特别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以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您认为中国当前经济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中国经济改革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那就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前20年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脱贫、致富，简单说就是经济增长。后来这一目的演变成技术上的GDP主义。然后，大家发现GDP主义有很多问题，但又没有提出替代性的目的。 　　我们经常会把经济发展本身当成是最终目的。经济发展本身当然是重要的，但经济发展应该是一个工具，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这样没有明确目的地一味发展，很容易会走错方向。在GDP主义的指挥棒下，我们的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其核心都是货币主义，这就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要设定目标？因为只有目标清楚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路径。 　　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明确：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为了GDP增长本身。我们现在的GDP的确是越来越多，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形和无形财富反而越来越少了。青山绿水是财富，好的空气是财富，地下矿产是财富，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道德也是财富。现在我们通过货币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把所有这些真正的财富都转化成GDP，也就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这个流量我们又没法保证分配得均衡合理，造福于社会。我们需要反思：GDP只是一个流量的概念，不是我们最终发展的目标。所以，所谓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导向和促进内需的问题，而是要首先把发展的目标搞清楚。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的中国太贫穷、太落后，谁都想改善物质生活，所以当时一开始改革，社会就变得很快。现在温饱已经解决了，大家共同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而已。所以，我觉得谈经济转型，至少我们要把财富和GDP两个概念分开来：财富就是财富，而GDP只是一个流量，一种追求财富的手段。 　　《检察风云》：那么您认为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阻力或者障碍在哪里？ 　　郑永年：首先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过去30年来，我们都是在GDP主义或者说发展主义的影响下思考和行动的。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其实党中央在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重要的。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是没有完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进一步市场化，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只是强调市场化，在我看来还是不够的。尽管我们很早就强调社会和谐和稳定，但是并没把社会建设放到与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思考。现在主流的思维方式还是经济主义、发展主义。一旦到了地方层面，这基本还是一种为了经济牺牲社会的发展思路。 　　我们需要看到社会建设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不能把眼光完全放在经济发展上面。中国这30年的各种改革，给予经济的考虑很多，而给予社会的考虑则少得可怜。例如各种社会福利???度，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我们做得实在太少。我们都知道西方“先富再老”的社会，而中国现在则是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养老方面的各项制度准备我们做好了吗？面临中国社会的全面老龄化，我们该怎么办？ 　　学习历史经验对我们很重要。我经常说，中国现在要注意避免19世纪欧洲的道路。中国虽然是一个东亚国家，但现在发展方向却很像19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欧洲的经济以发展利益和效率为重，社会破坏得很厉害，结果导致了长时间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 　　这一点上，中国不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和地方的发展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举的，所以只用了大概二三十年时间，中产阶级就达到了全社会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发展了30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不比它们慢，但中产阶级只达到了全社会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所以我认为中国将来不需要其他发展指标，直接把中产阶级的大小作为指标即可。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以后的改革都比较容易，因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一旦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社会在政治上就不会激进化，渐进的改革就容易进行下去。 　　《检察风云》：邓小平南行以来，新加坡的经验就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参照物之一。20多年来，中国也确实从新加坡这里学到了很多成功经验。您认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经验还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郑永年：我觉得要历史地认识新加坡。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新加坡都不一样。现在的新加坡，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应该叫做“后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