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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质押制度缺陷和完善 　　十多年来，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增长，总票房及单一影片票房屡创新高，电影投资成本也跟着水涨船高。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投资成本，电影产业界逐渐拓宽投融资渠道，直接投资、银行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等方式大行其道。在这些电影融资方式中，直接投资仍然是最常见的，但是银行贷款等方式也开始发挥作用。例如，《集结号》、《金陵十三钗》分别获得了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的贷款。 　　从“国内部分电影融资渠道一览表”中我们注意到，这些电影融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权担保贷款方式。《2012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指出，江苏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在为电影贷款前，必须找到明确的还款来源，部分影视企业选择将上一部影片的收益或者将企业在其他方面业务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或还款来源，或者寻求其他方式的有形物作为担保，甚至要求制片者的法定代表人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著作权担保还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影响因素很复杂，例如电影作品的版权价值评估缺乏权威、统一的评估标准，版权资产的变现比较困难。但是，著作权担保的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不能忽视。 　　一、著作权质押制度的缺陷 　　依据我国《担保法》第75条和《物权法》第223条，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可以出质。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担保形式是质押。从法律解释上来说，质押包括动产质押与权利质押，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或权利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或权利作为债权的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其占有的财产优先受偿。其中，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移交的动产或权利为质物。据此，质权是移转质物的占有的担保物权，质权以占有标的物为成立要件。从而，质押与抵押的本质区别在于：抵押不要求转移财产的占有，质押要求转移财产的占有。 　　质押的制度设计对动产来说无可厚非，因为动产可以轻易实现占有的转移；即使对于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可以转???的基金份额、股权以及应收账款等，也可以实现权利凭证的占有的转移，以实现对该权利的占有。但具体到“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是否可以实现占有的转移，不可一概而论。 　　通说认为，占有是指占有人对于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或者说是指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与支配。这种管领力，就是对物具有实际的控制和支配能力。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占有的对象仅限于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占有在一定情形下产生权利推定效力、事实推定效力、权利取得效力以及占有的保护效力。 　　知识产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公共物品的属性。并且，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还具有无形性，不可能被单独占有。知识产权客体的占有是非唯一的和多元的，可能同时为多个人占有。因此，无法依照传统的占有制度来设计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占有”。 　　依据我国《物权法》，动产质权是设立在动产之上的质权，权利质权是设立在具有动产性质的财产权利上的质权。知识产权质权的设立，被列入权利质权的范围。为了克服前述对知识产权客体“占有”的不足，法律上建构了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权利占有制度。这种以财产权为客体的占有称为准占有，亦称权利的占有。只要权利的占有人具有使他人足以相信其享有该权利的表象，并且事实上行使了该权利，法律应对其加以保护。对准占有的效力，除其中不相容的规定外，有关占有的规定，均可准用于准占有。 　　即使适用准占有的规定，在知识产权领域依然有不同的情形。商标权、专利权等需要国家登记后才能享有的权利，不适用准占用制度，因为对于这类权利而言，确定其权利的唯一凭证是登记证书，准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已经被登记所代替，善意取得效力也不可能发生，取得时效效力更没有适用的余地。而对于著作权等无需国家登记便可产生的知识产权，人们无法通过登记来判断此类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仅能凭借一种事实来推定权利主体，这为准占有提供了适用空间。对于著作权而言，能够产生权利推定的事实是署名。《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署名发生与占有相同的权利推定效力，不同的是，署名针对的是作品，而占有针对的是动产，因此，署名是著作权的准占有。但是，对于著作权作为质押担保，面临一个法律难题，即如何实现准占有的交付。按照前述逻辑，著作权人要交付准占有，必定要将署名变更为担保权人，待担保债务如期被清偿时再恢复原来的署名。这样会导致巨大的成本且难以操作，误导社会评价，影响商品的价值。由此可见，著作权担保不能适用准占有的交付。 　　另外，在著作权质押的生效要件方面，也存在不足。 　　《担保法》第79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