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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到谣言传播变异 　　2012年11月中旬，一则名为《阿婆厕所捡婴儿，被计生干部查获后活活摔死》的帖子在网络疯传。网络具有天然的钩沉功能，在网上同题搜索發现，同一事件的帖子早在2008年、2011年就先后出现，都曾引起公众持续关注，引發网络连锁反应，对地方政府和计生系统形象造成巨大冲击。据当事方武汉黄陂方面回应，该事件是一则“旧闻”，發生在2000年8月，“摔死婴儿事件”的三位当事人已经受到了法律制裁。多年来，这则“旧闻”不断以新闻形式出现，每次遇到舆情燃点或时间节点就会引發“围观”狂潮。面对这则变异的“新闻”，黄陂区政府一度陷入“越回应越被动”的局面。 　　从新闻翻谣言 　　2000年8月15日，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将一阿婆从厕所所捡的超生男婴当众先往地上摔，再用脚踢，最后偷偷按在稻田地用水淹死，引起当地群众的公愤。此事国际媒体曾大量报道，武汉市政府就这件事情發出通报，官方称之为“黄陂事件”。 　　2000年12月19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为此质问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张维庆回复道，“三名当事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司法部门正在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依法进行处理。对个案的处理，我们必须依法办事。中国政府向来反对侵犯群众的合法权利的强迫性行为，特别是大月份引产，我们更要坚决反对。” 　　“武汉当众处死超生婴儿”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包含众多新闻要素，但由于传统媒体信息發布有着严格的选择和监控，在当时并没有见诸国内新闻媒体。今天，网络作为开放的网状传播系统，传播主体多元，传播路径丰富，信息可以相对自由随意地进行流动。“黄陂事件”由于暴力血腥且事涉“计生”等舆情敏感词汇，故而多年后在网络生态中發酵，被冠以“计生干部当众处死一超生男婴”，以当月新闻形式广为传播，每次出现均会引發网民声讨浪潮。 　　在以往的传播研究中，对谣言的界定倾向于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缺乏对谣言内涵的演变以及谣言在网络语境中演绎途径的考察和研究。“黄陂事件”在网络舆论中的周期性呈现，因其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性，信息证实的危机越来越明显。从传播形态及受众心理来看，“黄陂事件”被怀有各种目的的群体操纵和摆弄，已从严谨翔实的新闻蜕变成以讹传讹的谣言，尤其是信息本源的清晰与涉事舆情主体应对策略的模糊形成鲜明对照，给信息证实的效果带来冲击，围绕其展开的网络舆论攻防就是最好的注脚。 　　网络将谣言的传播途径由人际传播、口头传播变为网络信息传播，“黄陂事件”超越传统的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因而具有了更多新的特征，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从应对舆情的角度探讨新闻变谣言的演绎轨迹，可以有效地规避网络谣言的危害，促进社会舆论的健康运行。 　　为什么新闻变谣言？ 　　首先，计生领域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社会情绪，成为我国转型期的各种复杂因素的表征。随着网络传播的發展，多种网络应用方式尤其是微博得以充分运用，大大促进了计生类舆情的立体化、高效率传播。计生领域频现公共事件、恶性事件、涉外事件及不利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损害系统形象、误导公众的言论等负面信息。“黄陂事件”因其以暴力血腥的手段违法行政，挑战社会公德和公众心理承受底线，假公权之名行侵犯群众权益之实，故而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声援，网络舆论呈一边倒的趋势。 　　其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阵痛期”。由于效率与公平的失衡，公众普遍存在挫折感和不公平感，计生领域频现的恶性事件无疑加深了公众这一观感。“黄陂事件”能够在网络中迅速得到网民的呼应与共鸣，一方面源于互联网的出现使现实与虚拟空间的传播交织进行，网民的群体意识同化；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对公共话题的情绪化表达很容易引起共鸣而受到关注，进而弥补现实中受挫的失落感。部分网民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主观故意制造网络谣言，或者积极参与到谣言传播中去，借此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再次，网络谣言作为未经证实的信息传播，常常表现出非理性从众、极端冒险和舆论暴力等特征。当前，我国社会尚处于转型时期，一些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在网络群体传播语境下，计生类舆情呈现出规模化、强有力的传播态势。“黄陂事件”之所以能够周期性传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造谣者抓住了部分网民的仇官情绪乃至对社会不满的心理，选择敏感领域，制造敏感话题，部分网民受其蛊惑，不自觉地成了谣言的传播者。当网络谣言引發网民不满情绪共鸣的时候，事实真相如何已不再重要，通过参与、传播网络谣言，宣泄自身的社会负面情绪才是重点。 　　最后，《现代汉语词典》对谣言的界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这恰恰是“黄陂事件”处置的“软肋”。公开的信息表明，网传“黄陂计生干部摔死婴儿”事情本身属实，但是多年前的“旧闻”。当“旧闻”以“新闻”的面目出现，辟谣的节奏跟不上传谣的速度，谣言就开始满天飞。要制止网络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