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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公民—西方公民概念演变及述评 　　摘 要 在西方，公民概念的主体成员、权利内涵、地理外延随着历史不断地演变。在主体成员方面，公民由最初的少数特权阶层逐渐拓展为全体国家成员；在权利内涵方面，公民从单一的政治权利发展为多元权利；在地理外延方面，突破疆界限制出现了超国家的公民概念。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完整的当代公民概念。 　　关 键 词公民；主体成员；权利内涵；地理外延 　　作者简介 李惠，香港教育学院管治与公民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公民”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汇[1]，以致美国学者史坷拉感叹道：“再也没有哪个词汇比‘公民’这个概念在政治上更为核心，在历史上更加多变，在理论上更具争议。”[2]公民一般被界定为作为一国成员的法律和政治身份，以及所被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在这一规定性概念下，西方公民的主体成员、权利内涵、地理外延随着时??、空间不断拓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民（公民身份）理论。本文试图从公民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探寻西方公民观念的演变，以便更清晰地认识“公民”的“三位一体”性。 　　一、公民的主体成员： 　　从特权阶层到普遍的个体身份 　　在古希腊时期，公民是一个特权阶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有资格成为公民。这部分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父母是城邦自由民的成年男性。如此限制把大量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外邦人、奴隶工匠排斥在公民范围之外[3]。其次，拥有一定的财产。拥有一定的财产既是成为公民的一个条件，也是参与公民生活的一种保障。梭伦在改革时提出按照财产的多少将雅典城邦的公民分为四个等级：500蒲式耳阶层、武士阶层、士兵阶层及劳动者阶层。第一、二、三阶层的人可以担任国家的主要官职，第四个阶层的人不能担任公职。不过，各等级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公民大会，成为陪审员，参与城邦政策的制定及法律审判。最后，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求”[4]。参与政治生活是公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成为一个好公民的重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的公民概念是以雅典这个小城邦为前提的，即在这个地理面积很小、人们彼此了解的小城邦中，具有公民资格的人虽然占总人口的大部分，但总体数目还是很少的。他们可以在规定时间里很快地聚集在广场上直接地参与政策的制定或一场审判。[5]这时的公民对城邦规模及总体公民数目有严格的限制，超过一定限制，公民这一身份甚至城邦民主将很难维持。 　　古罗马公民与古希腊公民有很大的不同。在罗马王政时期，居民分为两部分：贵族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享有政治权利，承担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平民、被保护人以及奴隶既不享有政治权利，也无需承担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后经改革，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均按财产多寡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改革虽然使平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平民仍不能享有与贵族同等的权利。到了共和国时期，平民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与贵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逐渐取得与贵族同等的公民资格。之后，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罗马公民不再局限于城邦内的居民，而是扩展到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但是，从公民的主体构成来看，公民依然是成年自由民男子，妇女和奴隶依然不享有或部分地享有公民资格。[6] 　　欧洲中世纪时，教会和封建君主是国家和人民的主宰，个体只是上帝的子民、封建君主的臣仆，而不是公民。直到十一世纪晚期，在新兴城市中，一部分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居民，主要包括城市商人、自由民、手工业者、律师和学徒，积聚了大量财富。他们渐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崛起，成为贵族、僧侣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即市民阶层。经济上的优势使市民阶层追求更多的自由及政治权利。他们不断通过武装斗争或赎买等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权，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市民阶层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经济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要求源于其商业的原因。正是这些经济上的要求促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的政治活动中来，成为国家政治的参与者。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正是在这种市民概念的基础上出现的。[7]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自由、独立的雇佣劳动力。而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只能产生具有依附人格的臣民，而不是公民。于是，西方爆发了一系列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将体现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平等、独立等理念确立下来。李荣安和福特把这一阶段的公民称之为“liberal citizenship”，人民通过一系列的革命从而获得权利成为公民。[8]在这个阶段，公民范围和数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法律规定只要是国家的居民，不论等级、家庭出身和财产多寡，原则上都是公民。 　　到了现代，“公民”作为一种法律概念被确定下来。国家通过法律（一般是宪法）确定其成员的公民身份及其所享受的权利和应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