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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滋养与创造性转化 　　王仁杰之所以伫立在中国戏剧界，为人景仰，是他为中国剧坛剧作提供了难得的剧作。特别是《节妇吟》与《董生与李氏》等梨园戏新作，激活了沉寂东南一隅千百年的戏曲“活化石”——梨园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梨园戏不再为古城泉州一方所有，而是当下中国戏剧最为鲜活的演出形态之一，影响至全国。这也与王仁杰的剧作被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院龚万里、曾静萍等一班演员的精彩演绎直接相关，铸就了中国当代戏剧史极为显赫的篇章。 　　古典诗韵与当代意识 　　因为关注梨园戏，关注王仁杰的作品，也关注王评章对王仁杰及其梨园戏的研究。我很欣赏王评章关于王仁杰是“最后一位优雅的古典诗人”的说法。之所以这么说，是它能够反映出王仁杰及其剧作的某些审美特征，但是这种说法也让我产生些许末世之感。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最后一位优雅的古典诗人的地步了？内心不免有些惆怅。 　　就审美感受而言，王仁杰剧作确有古典诗韵品格，这对当下萧瑟与迷乱的戏曲界，实属难得和幸运。在现当代剧作家中，我们已经很难寻觅到将语言锤炼得如此精粹、妙趣，且诗意盎然的人了。以我管见，五四以来，至少是半个世纪以来，能够真正秉承古典诗韵的剧作家凤毛麟角，而王仁杰便是其中一位。但王仁杰剧作所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以及表达的人文意识，在我看来并不古旧，恰恰相反，其中包含着一种很顽强的创作力量，极具现代性和时代感。他的作品充满了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符号，但是这些符号与千百年前人们的理解是不同的，他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运用这些符号，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呼唤，又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开创。这与他深厚的传统学养息息相关，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但碍于学识和对传统认知有限，往往做不到。我由此想到林毓生先生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说过，人的生命本身天赋就有一种原创力，但这种原创的力量需要得到生动完整且具丰富性的传统的滋养。如果没有这种滋养，这种生命的原创力很有可能导向一种混乱。由此，我们应该建立这么一种理念：艺术的创造力必须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束???。王仁杰剧作所呈现出的这种创造力正来源于其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尊重。记得王仁杰曾对我说，他是福建泉州地区的封建头子。当然，这是一种自我调侃。如果王仁杰真是一位封建卫道士的话，那末绝对写不出《节妇吟》、《董生与李氏》、《陈仲子》这样的作品。《陈仲子》尽管用的都是大家熟悉的经典故事，但是王仁杰对这些故事的解释是充满调侃和隐喻的。这种调侃和隐喻不是站在迂腐的角度，而是他用一种貌似迂腐的眼光在看待迂腐。这类的作品表面看上去是比较含混，不清晰的，但如果静下来看，我觉得是有王仁杰的独特理解和创造的。 　　王仁杰剧作无疑是有当代意识的，并且很是深刻。就说《董生与李氏》吧，那绝不仅仅是在讲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也绝不仅是一种调侃和幽默，而是有一种隐喻在其中。即，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很难摆脱的精神枷锁之中；甚至今天的我们，既是这种精神枷锁的被束缚者，也是这种精神枷锁的忠实执行者，乃至帮凶。那个接受彭员外“临终托付”的董生，便是这么一个具有“帮凶”、“被束缚者”和“解脱者”几重身份的人物。戏是沿着董生的心路历程构建起来的，而李氏是不断赋予董生行动的源泉，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作为编剧，王仁杰的好处就在于他从来不善做这么理性抽象的思考，他只是以诗人的情怀去感悟两个生命体触碰后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涟漪。所谓涟漪，即是人物内心的微澜与感应，这往往是伦理与历史等视角容易忽略的东西，恰恰是诗人最为敏锐与在意的东西。如果王仁杰也直扑理念，刻意图解董生与李氏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所构建的所谓深刻性，那么他营造的舞台，也将索然无味。王仁杰则以一个风花雪月般故事框架，温润地塑造了董生与李氏两个让人反复咀嚼的人物形象，且富喜剧的滑稽幽默。特别是“监守自盗”，这是一种非常智慧的喜剧结构方式。其间，我们不难看出梨园戏独特的舞台表演手段和丰富的剧目资源，对王仁杰的滋润与影响。 　　人性探幽与舞台行动 　　纵观王仁杰作品，无论成功或不太成功，都不着眼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恢宏与深刻，叙事以儿女情长居多，主题亦不够宏大。凡此种种，堪为“缺憾”，自然会有人责难与不屑。总之，王仁杰不善“宏大叙事”却精于“人性探幽”，是不争的事实。 　　此种情形，让我想起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以英国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和以法国卢梭为代表的“积极自由”两种思潮和两种路径的差异。“自然法”崇尚传统和经验，通过自发的演变实现社会的转型；“积极自由”的思想与后来的激进主义思想有渊源，崇尚“宏大叙事”，具有现实批判性，却难免自身的异化。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对立与制衡，却都在那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发挥着影响和作用。这两种思潮并存的现象，对我们还是有启迪的。我们今天貌似习惯了的“宏大叙事”方式，显然与我们经历的文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