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华沙气候大会“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失望”.docVIP

亲历华沙气候大会“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失望” 　　“这次谈判在一个足球场里举办，但和足球赛不同的是，参会方并不是球赛双方的你输我赢，我们需要各国妥协共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女士在华沙气候大会开幕式上讲了这番话。此后两周的旷日持久的谈判证明，她的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 　　大会最具爆炸性的“重磅炸弹”，是第一周由日本政府扔下的---他们宣布了调整后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比2005年下降3.8%，这相当于比1990年上升了3.1%，而此前日本承诺的是到2020年比1990年下降25%。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对本刊记者连用了两个“倒退”来形容日本的这一决定：“这不仅是日本对《京都议定书》做出的倒退行为，也是日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做出的倒退行为，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的失望。” 　　“日本的最新目标太离谱了” 　　日本的“倒退”，不但引来了中国方面的深深失望，也被与会各国代表严厉批评。 　　国际环保组织向日本颁发了象征阻碍全球气候努力的“化石奖”。欧盟代表团发表声明称，欧盟及其28个成员国对于日本大幅下调减排目标感到失望，希望日本考虑最新目标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对于全球减排行动的贡献，并表示在即将举行的欧日峰会上继续探讨此事。 　　涵盖了850个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全球气候行动网络组织”负责人沃尔·哈麦丹告诉本刊记者：“日本的最新目标太离谱了，相当于朝那些受到全球变暖不利影响的国家扇了一耳光。” 　　日本代表团在就此事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辩解说，这一目标是基于福岛核事故后日本丧失核能的最新事实制订的，经济复苏后日本还可能对目标作出必要调整，并说日本愿意继续履行发达国家到2050年减排80%的既定目标。他们试图以另一份名叫《气候战略》的文件转移在场各国记者的注意力，其中特别强调了日本重视低碳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但收效甚微。 　　2009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日本1/4的供电都依靠核能，如今国内核电站相继关闭，日本被迫启动火力发电站，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明显增加。但不少气候智库认为??即使日本不能继续依赖核能，依旧有能力实现到2020年相比2005年排放下降17%左右的目标。 　　2009年日本宣布25%的减排目标时，一度赢得国际赞誉。1997年，迄今为止唯一对发达国家减排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也恰恰是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大会上达成。如今日本却要公开弃之不顾，引发了国际社会“小伙伴们”的强烈不满。 　　日本也曾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参与方，但拒绝加入从2013年至2020年的第二承诺期。苏伟对本刊记者强调说，日本虽然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依旧应当履行其在第一承诺期作出的承诺并继续落实减排目标。 　　号称“我在乎”，实情是“谁在乎” 　　本届气候大会的官方口号是“我在乎”，然而亲历大会的人更切身的感受却是，很多与会代表都一副“谁在乎”的架势，上演了各种让人瞠目结舌的“戏码”。 　　大会前夕，菲律宾中部遭受超强台风“海燕”袭击，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开幕第一天，菲律宾谈判团一名代表在发言时突然痛哭流涕，提出他将在会议期间自愿禁食，直到大会达成有效成果为止。 　　今年被认为是全球气候谈判大进程中的“小年”，而本届大会也是“过渡性”会议。在期望值本就不高的情况下，东道主波兰还一再上演了自毁形象的戏码。在主办气候大会的同时，一场高级别的煤炭行业大会竟然也同时在华沙召开。“煤炭门”被各方诟病，不仅被多家环保组织指责为“别有用心”，还让波兰成为了“化石奖”的另一位得主。 　　大会后半程，波兰政府竟然在20日突然宣布部分改组，作为本届大会主席的波兰环境部长科罗莱茨被就地免职。尽管他仍继续担任大会主席至会议结束，但这种情况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历史上可谓闻所未闻。 　　仅派出一名大使而非部长来参会的澳大利亚，从多个方面表现出对大会的“鄙视”。据某知名环保问题非政府组织的新闻官介绍，澳大利亚一些谈判代表身着便装来参会，并在会上吃零食，甚至有代表要求每天尽早结束谈判，因为“谈判太晚会影响身体健康”。 　　数百名以观察员和顾问身份出席此次大会的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等6家非政府组织的环保人士，当地时间21日下午愤然提前离场，宣布不再参加本次大会。这一举动让大会陷入更深的尴尬。在此之前，77国集团也直接离场以抗议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事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计的高级别大会，种种表现却显得如此不够 “高端大气上档次”，其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在减排上行动力不足，过于计较代价，最终导致各方缺乏一种谋求“共赢”的姿态。种种计算和算计之下，想要让人真正地“在乎”，谈何容易。 　　差距是“发达国家的不作为造成的” 　　联